第一，农业是基础，2008年粮食又是大丰收，连续第五个大丰收，而且是创历史最高纪录。这样起码为我们在反周期、放松银根的情况下，保持物价基本的稳定提供了比较好的物质基础。

第二，尽管财政收入半年来逐月下降，但中国财政整体实力是比较雄厚的，2008年增长可能仍能接近20%。其次，中国财政目前基本无赤字。还有一个因素是财政规模占GDP的比例，1998年时为12%左右，目前为20%。财政支出对GDP的影响度已明显上升。这意味什么？意味在目前关键时刻，中国财政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赤字政策来保增长。不像有些国家，在美国金融危机中财政负债累累，严重亏空，救经济的余地已很小了。

第三，中国目前仍然实行的是资本项下的有限管制。吸引的外资以直接投资为主。简单说，资金大进大出没那么容易，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不大。而且整个银行体系存贷比很低，有的地方不到65%，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是充裕的。现在担心的不是银行没钱，而是担心他们不愿向中小企业贷款。在整个国内金融体系和世界相对隔绝、国内资金富裕的情况下，加上还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金融体系是有能力支撑经济的增长。当然外汇储备是以一定的金融资产形式持有的，是中国多年积累的财富，与当年GDP没有直接关系。关键时刻这个资产是可以变换的，是有机动能力的。当然，转化为其他资产可能会有些机会损失，那是另外一回事。

第四，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肯定会放慢。IMF预测，全球经济增长为2.2%，发达国家是零增长或负增长。在此背景下，全球能源、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处于下降的趋势。海外机构预测，2009年中国CPI为1.8%，不到2%；国内专家预测也很低，这给中国政府在采取宽松政策、保增长中防止物价上涨和进一步主动进行价格调整提供了空间。

第五，再从较长时间看，中国仍然处于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东中西差距大，存在13亿人口这么大的消费市场，而且国民消费正处于快速升级阶段，这是国外羡慕不已的。所以只要政策调整及时到位，中国的经济增长空间仍然很大。

因此，我的结论是，只要政策调整到位、调整及时，中国经济在2009年仍然存在经济平稳增长的财力和需求，确保8%以上经济增长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作为投资理财和股市上的投资者，应该理解这些政策效应的发挥会有一个时滞，在2008年的第四季度甚至2009年的第一季度或者第二季度，宏观经济指标可能还不是很乐观，但是，从2008年末到2009年初不断实施的各种政策，会到2009年下半年发挥明显的效应。也就是说，2009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各种比较好的指标现象会出现。

中国要抓住重大的历史机遇
在当前形势严峻的时刻，仍要看到中国未来仍然充满着复兴的机遇。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来说，是机遇大于挑战。从比较长的时间来看，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机遇，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抓住机遇。

第一大历史性机遇是指，中国经济开始遇到了迈向成熟经济体经济结构的重要机遇。目前，我国的经济结构很不平衡，是高储蓄，低消费。而这次全球的金融危机恰恰给我国制造了改变这种状况的历史性机遇。从1978年底改革开放以来到2008年，整整30年。当时在“文革”十年动乱刚结束，我们不知道怎么“脱穷”。我们没有从书本出发，没有从教条出发，只是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从实际出发，没有其他办法，“逼出来”搞了改革开放，逼着想各种办法，要富国强民，要致富。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两千多美元，2008年底中国GDP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30年改革开放积累了大量的经济实力和财富，GDP以年均9.8%的速度在增长，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

今天，以美国金融危机为转折，中国经济的负面问题也出现了，诸如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经济增长必然下滑。这是坏事，但又是好事，又一次“逼”着我们要与传统思维决裂。过去是政府文件强调、号召要走内需道路，此次则是严峻的现实“逼”着我们，必须改变这种主要依靠出口的增长模式。第一次是逼出来搞改革开放，不管白猫黑猫，首先要致富。这一次是逼着要发展中国的消费市场，这样才会有长久、可持续的致富。在历史机遇面前，会遇到各种以前想不到的困难，但是处理好，会“逼”出一个新的经济格局，会“逼”出一个和大国经济体相应的大国消费市场，会“逼”出一个和大国经济体逐步相近的经济结构特征。当然，这需要时间。估计2009、2010年世界经济最好的可能情景是在衰退中复苏，因此如果我们抓住了机遇，只要政策调整及时、到位，2009年我国仍然可以保持相对比较高的经济增长。而且，此次逼着走内需道路和1998年强调内需道路又不完全一样。当我们回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进行评估时，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在30年中发展最快的年头恰恰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不是脆弱了，反而是更强大了。此次如果政策对头，再过五年、八年回顾美国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我相信会发现，是美国金融危机给了中国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逼着我们走上了内需为主的格局和初步形成了大国消费市场，基本完善了民生制度框架。这不仅使我国经济实力更加强大，而且使我国的经济结构更趋于合理，从而必然会对世界经济格局的进一步重塑带来深远的意义。当然，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政策对头。

第二大历史性机遇，是指在中国复兴重要的关键时期，世界给予了我们参与、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性机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2009年整整60年。在第一个30年中，中国的金融是世界金融格局中一个几乎被人遗弃的孤儿。第二个30年，1978年到现在，中国金融可以说是世界金融棋盘上的一只棋子，但是是被动的，是在不自觉地下棋。下一个30年中国金融怎么走？可以说，此次以美国金融危机为转折，中国金融下一个30年的开始正好与世界金融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的约60年周期相重叠。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60 年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到今天已充分暴露无遗，已经让全球更多的人懂得了世界经济不太平的制度根源是什么，也使中国懂得了下一个30年中国金融“要什么”。

2008年11月15日召开的世界经济首脑峰会，标志着今后世界将开始走向要重新完善和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的新的历史时期。鉴于中国前30年财富实力的积累和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地位的微妙变化，现在世界需要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善，而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发展也必然与原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冲突和矛盾，在冲突和矛盾中又必然要求我国采取与目前世界上金融秩序不完全一样的改革策略，因此，需要有完善国际货币体系的知情权和话语权。简单说，是世界需要我们参与，同样，我们也需要参与世界。这正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第二个重大历史机遇的开始。抓住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历史机遇，恰恰是中国经济今后又一个30年健康发展的需要和保障。

当然，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是历史重要机遇，但目前还只是刚刚开始。冷静分析世界经济首脑金融峰会上的各项提议，都是改革的浅层次问题。因此，我们要做好长期的准备。要以中国改革的思维来思考世界改革，思考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中国30年的改革有许多经验可以供世界借鉴，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采取渐进法，而不是休克疗法，要先易后难。因此，要考虑改革的力度与国际经济社会可接受的程度结合起来，以争取尽可能长期确保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外部环境。

以上两大历史机遇又是相辅相成的，抓住了向成熟经济体结构特征发展的历史机遇，可以增强我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话语权。同样，不失时机地抓住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历史机遇，将会大大有利于我们在迈向成熟经济体结构转化中，减少国际间的摩擦和阻力。

能否抓住这两个历史机遇，中国不仅要做好当前短期经济政策的功课，更需要做好长期战略的功课。要有历史的眼光，研究一、二百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史；要有全球的眼光，因为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中数一数二的大功率“发动机”。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更需要有全球的眼光来研究中国的政策。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之下，应尽快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这是在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严重影响下对中国的最大挑战。确保中国2009年经济8%以上的增长是严峻的挑战，但是绝不是中国崛起与复兴的根本性挑战。根本性的、长期的挑战就是要用历史的眼光、全球的眼光，加快改善政府的科学决策机制。

如何抓住第二个历史性机遇，笔者认为，在相当的长时间内，其他主要货币对国际货币主导权的争夺会日趋激烈,美元地位在部分区域和领域也会受到侵蚀，会出现多种货币的“战国时代”，但在可预见的10年、15年内，仍难以改变美元的主导地位。

原因有三：一是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不是由历史上友好协商选定的某个国际协议，而是国家间实力竞争的结果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上世纪前三四十年世界经济动荡后不得已的产物，是当时美国经济霸权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必然实现。虽然目前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的经济衰退，美国的经济金融实力受到巨大损害，世界的领导地位也受到一些削弱，但冷静分析，这场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金融版图格局的影响还不是颠覆性的。

二是从历史看，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主要货币，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国际货币的选择需要以综合国力为支撑，并具有规模效应，有一定的习惯粘性。其实美国经济实力在19世纪末已与英国相当，但英镑当时仍是世界主要的国际货币。只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持有世界黄金储备高达约60％、英国欠了美国一屁股债务之后，在美国工业产值、贸易等多种指标遥遥领先英国几十年后，英国才被迫同意布雷顿森林体系，允许美元完全取代英镑成为世界主导货币。但是在今天，还看不出世界上哪个国家综合国力能与美国相比，还看不到像1944年前后能取代英国地位的美国这样的国家出现。

三是从目前法国、德国、英国提出的主张看，主要是集中于国际金融监管与金融危机防范的全球合作上，真正涉及国际货币体系实质性改革的内容并不多。目前欧洲热衷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更多的是从危机本身考虑，眼下美国响应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议，则更多的是迫于世界各方压力。美国放任美元强劲反弹，一定意义上仍然存有维护美元国际地位的考虑。

对策思考与建议在这种背景下，在下一轮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中国“要什么”？我认为：
1、应该要求IMF对全球汇率的相对稳定予以协调。因为1971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体制解体后，客观上已造成了各国金融危机不断。应呼吁IMF要协调美元、欧元、日元三大主要货币间的汇率波动，将必要的汇率协调和干预合理化。从长期看，主要还是为我国争取有利于经济平稳增长的汇率环境。同时借美、欧等汇率大幅波动事实上已给世界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应强烈要求IMF修改针对中国汇率评估的第四条款规定，以消除IMF今后对我国人民币汇率的可能干预。

2、我们可以顺应西方非美国家的改革要求，支持IMF的筹资行为，逐步减弱美国对IMF拥有的绝对控制权，要求改革IMF的投票权分配、援助贷款的确定机制等。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看到，IMF是商品贸易时代的产物，缺乏对国际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这轮IMF改革中，一方面可顺应法、英等国呼吁，要求IMF 制定有利于我国利益的对跨国资本流动、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另一方面应倡议IMF，要尊重各国根据自身国情状况，决定资本账户开放的节奏、秩序和内容，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不准以各种方式予以干预，这正是防止其他国家产生新金融危机的好措施。

3、顺应相关国家对主权财富基金透明监管的呼吁，同时鉴于美国金融危机教训，特别要求对各种金融衍生产品也要实行透明监管。主权财富基金是解决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要手段，各国政府不得采取过度的保护主义，特别是大国，要尊重市场原则。

4、为防止美国救市中无限注资，美元长期贬值对世界经济稳定带来的冲击，要求修改、提高各国央行售金协议上限，要求美国救市资金的获取，应以适当出售黄金替代发售国债(目前美联储储备资产中黄金占比75％，中国不足2％),同时减少美国财政赤字，以防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同时要求美国应该在危机中不要采取保护主义，可以出售其境内、境外实业资产筹集救市资金。

5、同时，我国要大力呼吁世界各地区的金融区域合作，形成解决世界经济不稳定的舆论环境。在推动亚洲金融合作过程中，推动我国与产油国之间贸易货币的“去美元化”，这也应该是我国经济崛起的长期方针。作为国际上负责任的中国，对产油国、原料国当前面临困境时，应以真诚的态度、在对方完全自愿、双赢的基础上，以一定的外汇支持对方，换取中国在能源、原材料供应等方面的利益。

6、面对我国当前经济增长严重下滑、企业生产能力过剩、就业不足的挑战，同时面对美国金融危机中一些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经济衰退、财力和物力都缺乏的困境，我国可以通过政策性银行和一些商业银行，向这些国家的企业发放人民币贷款，鼓励他们用人民币购买我国中小企业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不应让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担保，由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协调帮助，寻找对方政府作担保，或者让对方拿我国急需的物资与资源作担保抵押。此过程必须坚持双方自愿、合作共赢的原则。同时，在国内，抓紧研究人民币逐步区域化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如贸易对方国持有人民币后的货币互换、流通、投资与增值等问题。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此稿完稿于2008年11月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