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日消息 中国稀土行业正面临一轮甚嚣尘上的指责。一些人士近来公开宣称，中国稀土行业的对外贸易是一桩彻底失败的生意，因其价格已经低至不可接受。循此逻辑，那些需求缺口较大的国家将从中获益，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自中国手里获取该宗被“贱卖出口”的资源，并伺机大肆囤积。
　　这种声音迅速席卷舆论，并极为自然地引起公众对于中国资源战略安全正遭受潜在威胁的顾虑。饱受抨击的稀土行业主体对此也不无苦恼。
　　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稀土储藏、生产以及贸易国，已探明储量和出口总量全球占比分别达到46%和80%。稀土含有17种元素，其中的一些元素有助于极大地提高工业装备的性能。由于这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价格过于低廉将不足以反映该宗资源的内在价值。
　　稀土行业主体并不否认稀土价格的低迷现实。据他们表示，这种状况已经持续多年。中国稀土学会秘书长王新林对抨击“贱卖”的论调保持高度关注，他想找出最初发表这项言论的那个人，但一直没能找到。
　　王新林说，这种声音里含有某种极端情绪，虽然可以理解，但根本上还是不了解实际市场。
　　资源不经济
　　中国并非不重视对于稀土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建国之前，稀土在包头被发现，此后的一个长周期研究过程中，稀土的可运用价值不断被发掘。但直到今天，对于该宗资源的极限价值认知尚处于空白。为此，中国官方一直持谨慎对待态度。
　　稀土圈内广为流传的一件轶事发生在建国早期。1970年代，中日刚刚建交，日本代表团访华。日本首相主动向周恩来提出可以帮助中国进行工业建设，交换条件是他们对包头钢铁公司钢铁冶炼之后的高炉渣颇感兴趣，希望可以得到。
　　包头钢铁公司于1958年投产，控制着大量资源。由于稀土与铁矿是共生矿产，需要在高炉渣之内再行提取。获得高炉渣，即意味得到稀土。周恩来听到日方诉求，一时捉摸不定。日本人见此情形，很快又表示，他们可以拿大米交换。周恩来一见对方加重价码，更加迟疑。日本人见还不足以说动中方，干脆提出直接掏钱购买。
　　日本人对于稀土原料的觊觎令周恩来大感意外，退席之后找到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方毅，商量应对之策。最终的共识是稀土原料可能存在不能预知的战略价值，限于技术条件制约，可以先储存起来，以备日后技术条件允许再行开发。
　　包头钢铁在他们的原料基地内建有一个大储量尾矿库(稀土湖)，用于储存含有稀土的尾矿，所有没有及时利用的含稀土尾矿全部封存入库。在此之外，中国轻稀土重镇包头市也应中央政府的命令采取行动，人们今天有幸看到的包头市内一条长达7公里的最核心街道“钢铁大街”，在开建的时候路基即全部由包钢提供的矿渣填筑而成。包头市稀土高新区管委会新闻中心副主任徐东辉对本刊记者说，当年填埋那么多矿渣，就是希望若干年后科技水平提升了，再翻出来进行提取利用。
　　那时开始，中国的稀土资源战略已经拉开序幕，并未中断。方毅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于1978~1986年7次奔赴包头，部署包头稀土资源综合利用工作，据称当时先后调集了中国近200个科研单位参与包头矿的开发利用工程。
　　与此同时，中国的市场经济道路使所有资源的内在价值逐渐向商品价格进行转化。当稀土原料出现在工业应用领域后，市场开始形成。在最初，由于技术门槛限制，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稀土材料以及更为下游产品的生产、经营，但时过境迁，那些并不高深的技术终于不再是秘密，被削尖脑袋的人们相继掌握，稀土市场出现一窝蜂似的淘金人群，这使得有稀土资源的地方滥采、滥挖现象不可遏止。
　　“技术不是问题。只要你时常接触，就能上手。”包头稀土研究院院长赵增祺对本刊记者说。包头稀土研究院是中国唯一一个国家级稀土专业研究机构，他们同时还控制着几家大型生产企业。
　　赵增祺说，许多从前下海的科技人员和操作工人充斥着当前的稀土行业，“他们在科研单位和大厂掌握了相关生产技术，就可以自己出去办厂。”
　　现在，这种情况还不能得到消除。包头稀土研究院的稀土生产、加工技术一度向国内相当一部分稀土企业进行输出转化。当国家推行研究院、所改制后，他们也被体制排除在外。为了生存，这时候他们自己也着手搞产业，很多技术于是不再单一对外出让，而是选择内部转化。问题是，这些技术一旦付诸实践，很快就能被同业取得，他们照样没辙。
　　因为人人能够进入，技术运用的没有门槛和行业准入的无序使得稀土市场出现持续性疯狂，这种疯狂至今没有结束。中国稀土学会秘书长王新林说，在稀土产业的许多环节，虽然政府做了一些指令性管理工作，但就是“管不住”。
　　王新林近期曾在南方省份考察工作，他提醒大家注意广东省和福建省，因为这两个区域较少管理，政府的开采和生产指令是失灵的，挖得最多，卖得最多，市场趋于混乱。在福建省三明市的一座矿山上，王新林亲眼目睹一个农民带着两只袋子进山采挖稀土，“每袋怎么说也有100公斤”。
　　陪同考察的地方长官见此状况，随即召来当地的乡长，要求对这种情况予以禁止。这种偷采、乱采稀土的普遍现象对于中国稀土行业是一个不小的威胁，表明稀土市场的源头供给环节是失控的。全球目前的稀土用量只有10万吨，供给的过度必使市场的供需持平机制遭到破坏，其结果是中国这样一个稀土大国丧失掉市场议价权，内部主体竞相压价，“贱卖”资源由此出现。
　　市场闹哄哄
　　长期以来，稀土行业的一大问题是行业资源、主体均过于分散。中国尽管握有丰厚资源，这种分散现状却极易被外间利用而各个击破，价格形成局面由此一盘散沙。
　　早在20年前，以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周传典为首的一部分人士即敦促政府仿效“欧佩克”，建立中国的稀土联盟，将整个行业拧成一股力量，共同进退，结果几度告吹。
　　目前中国任何一个行业几乎都成立了行业协会，独有稀土行业没有。中国最早出现过的一个稀土行业协会还是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挂靠在上海一家历史较为悠久和规模较大的稀土企业名下，后来再也没有人说起过。
　　在朱鎔基执政时代，政府计划推动稀土行业重组，决定成立南、北两大稀土集团，由发改委和经贸委牵头此事，大致规划是北方集团以包头钢铁主导，南方集团以中国铝业主导，筹备工作已经着手，结果又不了了之。深究原因，许多人都不愿提起，只含糊其词地表示，利益问题、部门问题、企业问题一大堆，不好协调。
　　更早的时候，官方还设立过一个中国稀土集团公司，以显示对稀土事业的空前重视，但这个公司级别太高，充任要职的都是体制内一些高级别官员，运作效能低下，规模又闹得太大，转眼间便垮掉。
　　一位内部人士说，“在中国，没有办不成的事儿，也没有很好办的事儿。”
　　意图通过实体机构来控制稀土市场被证明是一个十分糟糕的策略，官方转而采取了更为柔和的手段。由于一切资源都属国有，矿产也不例外，官方具备绝对准入权力，因而任何想要进行矿产资源运营的主体都必须得到官方事先授权。例如程序，试图进入稀土领域的主体需要持有官方颁给的开采、生产许可。在得到许可之后，出于控制资源的需要，官方每一年度还要给定开采和生产的具体数额指标，以保证资源的集约利用和市场供需的平稳。
　　理论上，这样做能够肃清行业秩序。问题是，这样一来上面又牵扯到多头管理，下面又牵扯到地方利益。在中央层面，发改委、国土部、环保部、科技部，以及新近成立的工业与信息化部等在稀土行业分权而治，用一位业内人士的话说，“都管，也就都不管”。
　　在地方上，严格的准入同样无济于事，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企业片面追求利润，行业环境的难以肃清更与贫困人口的吃饭谋生存在关联，这一切动因似乎都不是几个许可证和指令计划就能杜绝的。
　　当做大规模、做高产量不以市场规律为向导的时候，中国就成了一个资源廉价大国，没有一点优势可言。中国稀土学会副秘书长张安文表示，只要中国坚持控制总量，保持供需基本平衡，稀土产品是能够维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价格的。但实际情况并不理想。
　　“物以稀为贵，供大于求肯定卖不出好价钱”，张安文说，这个市场规律各主体是完全明白的，却有意漠视，不能把自身利益纳入整个行业和全局利益上进行考虑与体现，“今天能卖一个好价格，就不会考虑明天”。
　　中国稀土价格在过去多数年份是维持低迷的，少数几年可能出现走高趋势，一些品种卖价可以达到几万乃至十几万一吨，但这种美好时光最多也只能维持一到两年时间，更多时候陷于紊乱周期。当一些市场主体实在不能容忍了，他们建议政府对稀土的贸易输出加以控制。
　　大约在1999年，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前往包头视察。在包头稀土研究院参观间隙，要求当地将稀土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稀土研究院一些高参于此时反映了一些问题，包括一直令人疲于应付的低价出口现象，提议削减和限制出口总量。他们将一摞材料呈交江泽民。
　　随后，官方对稀土出口发布了限制命令，所有想要对外出口的企业必须先行取得自营进出口权。在此基础上，还要得到商务部每年一度的核定配额，这些具体配额只会分配给有限的十多家企业。
　　由于拥有自营进出口权的企业比比皆是，这种利益圈定的做法招来深深抱怨，这等于宣告那些没有取得配额的企业的自营进出口权已完全成为一张废纸。而在取得配额资格的企业中，不公平的呼声也没有理所当然地得到平息。
　　在商务部核定的进出口企业名单中，通常有一些专做贸易而不事生产的公司也名列其中，生产企业将会拒绝向这些贸易公司供应原料，导致他们无法经营这一桩出口生意，于是他们只好将这些配额指标以一个合适的价格寻求转让。指标倒卖现象出现了。
　　赵增祺说，“每个企业都想多出口，配额就成了一种竞争商品，谁出价高就转让给谁。”
　　王新林对此也不无意见，他认为商务部在出口指标分配比重上应该更侧重生产企业一些，并建议对那些产量大的品种稍微松一松绑，给大家一个喘息空间。不过据记者了解，官方仍将加紧对于稀土出口的控制。
　　“这和舆论压力有关系。”王新林说，那种稀土资源安全面临隐患的论调影响了决策层。
　　事实上，目前的控制出口策略也不完全令人满意。举例来说，配额指标只限于稀土原料等初级产品，一些深加工过的功能材料则不受此限，例如军事设施上使用最多的永磁材料，就是不受出口限制的稀土深加工品种。中国没有对结构性产品进行有效控制。
　　在此之外，许多境外企业碍于中国的出口限制，已经改头换面将公司注册在中国境内，以绕过出口这一环节，直接就地取材，购买原料进行加工生产，然后再以不受限的功能材料对外输出。即使是那些不会远涉重洋入境中国的企业，也会在中国境内找到合适的本土采办代理机构完成这些工序，无非就是支付一笔佣金而已。
　　包头行动
　　行业规则的改写正在包头出现。去年冬天，包头国家稀土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联合包头钢铁展开一轮整合，成立了一个稀土战略联盟，这个联盟囊括了国内主要稀土企业和研究机构，旨在消除行业固有的恶性竞争和各行其是局面。
　　包头稀土开发区管委会是中国唯一一个稀土产业园区，他们用了数年时间推动这件事情，现在终于让那些市场宿敌围坐在一张圆桌上。当他们做成这件事，紧接着又联合成立了一家国际贸易公司，高新区管委会辖下的一家公司持有该实体30%的股份，隶属于包钢集团的包钢稀土则控股70%。
　　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助理安四虎对本刊记者表示，当务之急是要确保资源的可控性。他们的全部用意和举动正在于此。
　　包头的稀土储量在全球市场中举足轻重。而在包头，包钢控制的白云鄂博矿山连绵20余公里，是国内最大的稀土和铁矿原料基地。包头官方冀望包钢能够把原料环节集中控制起来，进行统一分配，不使之过于分散。
　　包头在混乱的时候曾出现超过100家稀土企业，此后陆续进行了清理和整治，淘汰超过半数。包钢稀土现在已经控股了这个地区的主要生产和出口企业，同时控制了包头稀土研究院。
　　当高新区管委会和包钢稀土成立国际贸易公司后，在战略联盟的平台上，他们将统一支配采自白云鄂博的稀土资源。那些不听话而我行我素的企业，将不再能够自包钢取得这些，他们会活活被饿死。
　　“这样做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开发，有利于提高各项技术指标，并使资源利用可持续。”张安文说。他同时兼任内蒙古自治区稀土行业协会的常务副秘书长。中国当前只有少数几个省成立了这一行业的协会。他对稀土市场缺乏行业自律深感不满。对包头的做法他予以肯定，因为这种集中规模的举措在全球市场当中并不鲜见。
　　包钢将负责向他们联盟内的企业提供原料，这些企业只需要专注于加工和生产就够了，他们不需要再去考虑市场，也不需要像往常那样竞争商务部的配额指标。他们实际上已成为包钢的代工企业。一旦完成生产，高新区管委会和包钢稀土联手组建的国际贸易公司会支付一笔加工费用，从他们手里收购这些产品，再由国贸公司统一对内和对外进行销售，统一调节市场供给。高新区管委会的官员预期，这对于引导中国北方乃至整个行业走出无序竞争将产生作用。
　　但这还不够。中国稀土的大量贱卖根源是自身的技术提升有限，只得大量出口给外国高新技术企业。现在包头已经厌烦了这样做。在囊括多种产业板块的高新区里，他们辟出了约8000亩土地，已经着手建设一个稀土产业园。这个园区力图吸纳尽可能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安四虎是这个园区的主要操作者，他计划以资源换技术。
　　“你企业进来，我给你原料，你出技术，在我们的园区里合作，”安四虎说，“如果你只是想从我这里买走原料，那肯定是不行的。”
　　控制原料之后，安四虎那里已经向国外很多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开出了一些优惠条件，游说他们入驻。他们希望在自己园区里培育一批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一旦中国具备足够强大的技术力量，就算不将稀土原料出口，也可以自己关门加以充分利用。
　　一些日本公司到他这儿寻求原料。安四虎说，你要带着你的技术来，如果只是初级技术，我们是不要的，你要把你最核心的技术拿来。日本人持有异议，强调稀土是世界的。安四虎驳斥说，你把最好的技术拿来，我们为你提供原料，在包头合作制造最好的产品，这也是全世界的。
　　安四虎正在敦促国家建立稀土战略储备基地，以便进一步控制市场。他们已将报告递交国家发改委，设想率先在北方承担起国家战略储备职能，把包钢每年挖出来的那些不能全部使用的原料储备起来，预计国家在这方面可能需要出资30亿元左右。
　　“北方以包钢为主，江西以五矿为主，四川以中铝为主，国家可以建立这样三个储备体系，根据市场趋势调节出货量，”安四虎说，“全世界这时候拿中国都没辙。”
　　包钢眼下已经着手储备一些稀土资源。不过，牵涉大的产业战略规划，仅凭一个公司还不足以掌控全局，安四虎表示，这需要国家支持，不论是资金的，还是政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