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印度民间力量充分参与。首先，印度企业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一方面，企业可以得到银行信贷支持开发单边CER，另一方面企业自身也愿意承担部分前期开发的成本，包括协助开发机构的费用和去联合国申报的风险等。最后获得已经签发的CER，其交易价值远远高于那些准备去登记注册的CER。在两家碳交易所成立后，产自印度本地的CER在市场上流通，形成了比较充沛的供给。碳融资来源的多样化，是印度碳市场建设民间性的一个重要反映。与此同时，印度各种环保NGO组织也推动了环保行动公民化的导向。一个重要表现是，印度等CDM东道国比较重视社会和环境效益，大部分CDM对当地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改善带来了一定积极影响。
　　第三，国家对整体环境风险的计算和控制的战略选择。尽管单边项目与CDM机制的设立初衷，即推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和技术以促进减排的目标有所背离；而且后京都市场规则尚未确定，大量单边项目积累会加剧市场风险，但是印度的金融机构、企业和大量民间组织基于自身判断，仍然选择介入并承担风险，其场内碳交易能够推出并保持一定成交量，这是市场的选择。从更深层次看，还这与一个国家对整体环境风险计算和控制的战略选择有关，与该国的企业对环境风险预测和把握的意愿及能力有关。
　　在全球处在经济危机和气候危机双重压力的重要时点，如何将压力转变为革新的动力可能成为各国抓住下一次起飞机会的契机。美国总统奥巴马早已将气候问题作为区别两党政治立场的底线，美国联邦和区域碳交易体系，以及新能源环保产业，正在成为促进支撑经济复苏和振兴的重要增长预期。面临短期增长压力和中长期经济结构调整的中国，能否在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中闯出一条新路，将是决定未来中国能否持续发展动力的关键。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印度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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