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静安区某重点中学招聘者要求应聘者拥有静安区的房产，招聘人员解释说，如果应聘者入职后还要为房子的事情费尽心机，那么不太适合岗位的要求(11月30日《青年报》)。

　　要求应聘老师有房，表面是“不为房子分心影响工作”，背后却是歧视：对于贫穷者的歧视，剥夺了贫寒子弟的公平就业机会。

　　然而对这种歧视，我们的社会已经麻木，甚至奉为金科玉律。比如，某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称：现在找工作，“更多的是一个综合实力的比拼，其中就包括你的先天条件，比如家庭条件、经济条件”。这让我想到了那句老话：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位教授称：学生应该去接受这种不公平，找不到静安的工作去其他区，市区无法进去郊区，郊区不行去其他地方——怨不得一直有人说上海的高房价逼退人才呢。

　　某位律师对此评论说：学校无可指责，因为招聘单位有按照自己的需要制订应聘条件的权利。其实这个说法更加“雷人”，请看：《就业促进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第26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不得实施就业歧视。但他却用民法上的“契约自由”，偷换了劳动法中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公平原则，似乎时光倒流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血汗工厂，那时只有“契约自由”，没有“劳动者权利”一说。
 

　　所谓“招聘单位有权自己制订需要”，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歧视，国际通行的任职条件与就业歧视的界线在于：雇主有义务证明招聘要求与工作性质相关；否则就是歧视。

　　其实，《就业促进法》是“被拆了引信的手榴弹”，虽然规定劳动者对于用人单位的歧视可以提起诉讼，但在其“公平就业”一章中，就业歧视限制在对女性、少数民族歧视等那么几种，所以，职场上五花八门的歧视横行，阻碍了公平就业：不招矮个，不招河南人，不招“春哥教徒”……还有不招静安区没房子的人。

　　从历史的角度，公民的公平就业权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公民以及有社会良知的学者、律师、NGO等共同努力的结果。美国也曾经就业歧视泛滥，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经典的Griggs 诉 Duke公司案。Duke公司要求煤炭装卸工必须拥有中学学历，没有被录取的黑人Griggs，认为这是就业歧视。终审判决认为：构成就业歧视——法律不仅禁止公然的歧视，而且禁止利用形式上的公正而实际上搞歧视。由于美国黑人这一人群往往学历偏低，这种高学历要求大大降低了黑人的录用比例，因此构成歧视。以这个标准我们不难看出要求应聘老师有房产，是不是就业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