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价登上1000美元/盎司后的继续上升预期，以及对我国储备资产构成及外汇储备的收益和安全问题的关注，将我国黄金工业推向了一个敏感的位置。
　　2009年9月12日，国际黄金价格历史上第三次突破了1000美元/盎司大关。此时，有人预言，再过一年金价可能升至1500-1600美元/盎司，也有人相信，2006年时预测的3500美元/盎司的黄金“天价”很可能成为现实。
　　伴随着“美元崩溃论”不断泛起，今年以来，美元汇率与黄金价格的反向走势非常明显，美元指数跌进了76区间，黄金价格则跃上1000美元新高，黄金进一步闪耀出贵金属的特殊属性：人们继续将它当作抵御通胀风险、寻求资产保值以及规避政治风险的投资工具，黄金的非货币化没有妨碍它继续发挥应有的金融功能。
　　这恰好发生在国际金融危机一周年之际。
　　9月25日在美国匹兹堡举行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三次金融峰会，胡锦涛主席在讲话中对国际货币体系失衡及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表明了我国政府的极大关注。尽管峰会并不涉及储备货币改革等具体问题，但有关金融安全的关切已经提高到了最高的层次。
　　事实上，如何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构建多元化的储备资产结构、谋求外汇储备的安全和收益，已经引起了国内上下各阶层的讨论。
　　在这一重大战略变革中，我国的黄金勘探和开采能为此作何贡献？我国黄金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怎样的政策调整和金融市场基础建设？通过对国内外黄金矿产开发利用和矿业资本市场的调研和讨论，我们将对此作出解答。
　　增加虚拟黄金储备 为人民币自由兑换和国际化夯实基础
　　学界一般认为，一年多以前发端于美国的金融风暴，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一些金融特权国家金融监管的缺失，以及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信用危机、历史局限和系统性风险。这些现存问题已经成为全球经济金融失衡的重要诱因。
　　由于“特里芬难题”的存在，单一储备货币难以解决其国际收支平衡、币值稳定与向国际金融市场提供充足流动性的矛盾。因此，改革成为必然。综合来看，目前国内外对于货币体系变革方向的论述可归结为以下三种选择：
　　1、重建一种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正如我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今年3月撰文所提出的，确立一种在特别提款权(SDR)基础上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在今年6月的联合国会议上也提出了建立“全球储备货币”的设想。不过，这项工程显然需要各国政治家的非凡远见和勇气，以及持续的、强大的政治动员，更为重要的是相关经济实力和发展潮流的支持。这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其远景30年仍难预料。核心因素是货币信用的建立和货币基础实力的形成不是理想化的建议，而需要现实的基础和实践，但是当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乃新兴市场国家无论经济实力、经济基础、金融经验、金融战略、国家信誉和国际水平等都具有巨大差异，表面化的竞争对比并不能解决货币均衡和货币竞争。
　　2、几种货币成为主导性储备货币，相互制衡。如形成“美元区”、欧元区和“亚元区”(或“人民币区”)。其中，人民币逐步由周边化、区域化向国际化过渡。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目前来看并不大，欧元的问题将挫伤其影响扩散进程，且不利于区域化货币的形成和延展。其内部分合艰难，协调复杂。人民币走向国际会继续推进，但人民币的信誉尚不足以确认人民币区域和国际的短期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不是表面价格与国际接受问题，而是市场水平与控制能力和认可能力问题。
　　3、美元自我革新。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发行、供给等受到明确规则的约束，美元将与黄金存在一种挂钩关系，未来将形成组合效应，美元地位借助黄金继续得以维持、强化和稳固，反之黄金将辅助美元得到进一步施展和强化美元霸权的根基，美元危机与美元崩溃论评估为时尚早，且潜藏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美元持续性和稳定性的这种可能性出现的概率较大。
　　增加一定数量黄金储备也是外汇资金多元化投资策略
　　任何一种方向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甚至较为漫长。
　　就目前而言，我国外汇储备在考虑安全、流动、增值等原则前提下，其多元化投资已显得日益迫切。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到今年6月底，我国拥有外汇储备21316亿美元，居全球之冠。其中，我国持有美国国债约8005亿美元，也居各国之首。
　　观察人士以“烫手的山芋”来形容我国现今的巨额外汇储备。尽管上述数据未必反映我国外汇储备的真实构成，但可以肯定，由于我国较大部分储备投资于美元资产，美元汇率的任何波动都将对我国外汇储备的价值和购买力产生显著影响。这一状况的形成有美国国债市场巨大、流动性极佳，而我国经常项目、资本项目持续多年双顺差的原因，也颇有些无奈。
　　改变投资组合结构是现实的出路。增持原油、矿产等战略性资源，增持欧元区资产、部分优质企业债券、股权等都是可行的选择。
　　我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IC，以下简称中投公司)已开始这方面的尝试。今年以来，中投公司一改以往的金融资产投资，出资17.4亿加元(约15亿美元)收购加拿大最大的煤炭生产商泰克资源(Teck Resources Ltd.)约17%的B类股票；以约8.5亿美元入股新加坡上市的国际农产品、工业品和矿产品大型供应商来宝集团(Noble Group)，以19亿美元投资印尼煤炭企业布米资源(PT Bumi Resources)的债务工具。
　　我们认为，增加一定数量的黄金储备也应是外汇资金多元化投资策略的一部分。其意义在于它将对今后人民币资本项下自由兑换和走向国际化提供一种隐性兑换担保，赋予外汇储备结构适度的合理化调整和价值保护，分散国家金融资产风险。
　　据央行副行长胡晓炼今年4月透露，我国现有官方黄金储备1054亿吨，居世界第五位。不过，我国黄金储备在整个储备资产中所占的比例仍很低。据世界黄金协会(World Gold Council)今年9月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IFS)数据推算，美国现有黄金储备8133.5吨，占其所有官方储备资产的77.4%，欧元区作为整体这一比例为59.7%，而我国的比例仅为1.9%。
　　尽管有人认为黄金凌驾于世界各国央行的信誉体系之上恐难成真，也有人对黄金这种特殊贵金属的金融属性的强度存有疑惑，但我们认为，面对此轮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空前的流动性，以及美元汇率不太乐观的长期趋势，发现更多的黄金地质资源量，即使我们并不马上开采，我国将拥有更多的虚拟储备资产。这既有资产保值的考量，也有助于维护人民币的国际认同和竞争力。
　　发展国内黄金矿业，增加黄金虚拟储量和产量，储金于国、储金于民，这样的策略只做不说，便不会导致金价飙升、美元快速贬值，不会影响现有储备资产价值。
　　利用资金和技术发展黄金矿业
　　与历史比较，现今的我国黄金行业进步良多：产量稳步增加，效益提高。2008年全国产金282吨，今年1-7月产金超过172吨，同比增长13.35%；市场需求上升；采矿及选冶技术水平提升；中国黄金、山东黄金、山东招金、紫金矿业、灵宝股份等一批大型黄金企业涌现，打破行业“小而散”格局已经破题；境外矿产开发渐有扩大。
　　但我国黄金业发展专项规划和产业发展政策至今仍议而未决，似乎反映了这一行业的特殊境遇及存在的众多障碍和问题：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相比，黄金矿山资源难以为继、储备不足，新发现的大型矿少；矿业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地区分割、行业分割，资源整合力度弱，政府投资偏重，缺乏市场化筹措资金的机制；产业集中度低、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低。目前黄金开采企业数量仍有700家左右，小企业居多；矿业权(探矿权和采矿权)转让交易流于简单的“招拍挂”形式，出现圈而不探、包装炒作、以采代探等现象。
　　现在，增强我国黄金矿产资源保障能力，正面临国际金价高企、社会资金投资意愿强烈、体制机制期待创新突破的有利时机。因此，我们有条件在对重要资源保护性开采的前提下，利用国内国外资金提升黄金矿产勘探、开采、冶炼的整体水平和效益。
　　具体做法可以包括：
　　1、 实行更加有效的开发机制，适度开放黄金勘探开采
　　据统计，武警黄金部队组建30年来共探获1800多吨黄金资源储量。地质专家认为，我国黄金地质勘探潜力在15000-20000吨之间。这就是说，我国黄金资源的勘探开发潜力依然很大，其未来前景取决于采用什么样的开发机制和管理政策，是沿袭、改良还是开放。
　　在黄金业的开发、开放方面，我国曾经迈开大步，进行过有益的尝试并积累了经验。2002年，中国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把低品位、难选冶金矿的开采、选矿、冶炼列为鼓励外商合资、合作类，其它黄金矿业开发作为允许类，吸引许多海外风险勘探公司进入中国。尽管当时相关配套措施缺乏，开放范围有限，地方政府积极性并不太高，但据不完全统计，有约40家国际风险勘探公司(在华工作一年以上)在中国投资数亿美元，五年时间内发现了超过1000吨黄金地质储量。其中大部分为可靠的资源量。
　　有效的黄金勘探开发体制，应当包含市场的适度开放，这有利于我国抓住良好时机，加快黄金业发展，增加资源储量，也利于吸取国际先进技术和经验，推动国内地质找矿改革。当然，国家整体的黄金资源储量及开发策略，仍将作为事关国家金融及产业政策的一部分而须统一归口管理。
　　2、以生态、环境、安全等和谐发展标准取代矿产开发的地区分割和“唯身份论”，以技术优势占据资源储备主动权
　　2007年重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贵金属(金、银、铂族)勘查、开采列入了限制外商投资类。业内人士称，其原因是开放中各地引进了较多的小公司，勘探、开采实力较弱，政府管理也跟不上。
　　事实上，这种现象可以通过提高行业准入门槛来改变，而无需完全关闭探矿权、采矿权的开放大门。资本规模、开采选冶技术、行业经验等都可作为硬性标准，而更长远的标准应当是环境、生态、安全及社区的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以此可取代矿产开发的地区分割和对开发者身份的限制或指认。
　　位于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的锦丰金矿被认为是中外联合开发的成功案例，也是我们课题选择的考察项目。而经过实地勘察与论证，我们认为这种模式有利于我国资源开发，有利于我国资源储备，有利于我国矿业机制效率，有利于我国企业发展，有利于我国国际合作。
　　自2003年成立以来，这家中外合作企业每年为我国增加百万盎司(30吨)黄金资源量，年钻尺9万米。公司按照发达国家采矿标准，采用对环境友好的先进工艺技术——浮选金精矿细菌氧化技术，总回收率达到82%-84%。安全、社区、环保的价值理念在公司得到较好的实践。目前，其外方投资者澳华黄金有限公司为我国金属矿业行业投资最多的国际矿业公司，累计投资额已超10亿美元。
　　3、创新矿业体制机制向产业资本化进军，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突破，强化产业金融构架形成的高效机制
　　现在，国内众多的地质勘察单位还在延续“戴事业帽子、走企业路子”的运营方式，突破这种过渡性措施，亟待体制机制的创新和改革。建立统一规范的矿业权市场，建立矿产风险勘探机制及矿业资本市场是根本出路。
　　目前，国内矿业权转让交易以“招拍挂”形式在各地盛行，参与者有国有产权交易所、国土资源系统的交易中心、矿业网站及民营拍卖公司等，缺乏行业的统一规范和管理。
　　在矿产资源勘探方面，以往以国有资金为先导，受到投入方式单一、力量不足的限制，发展速度较慢。据统计，目前中央和各省级地勘基金已相继设立，总规模约130亿元，而今年5月刚成立的中国首只矿业私募投资基金——中矿联合基金，其募集目标即达100亿元。目前它已在国外投资了美国KDX金矿等四个项目。
　　矿业小而散的生产格局，必然造成矿产资源的恶性竞争和破坏性开采，造成资源浪费，而且，由于小型开发商的生产信息不透明，各地政府常行包税管理之下策，容易造成企业短期行为，最后政府可能背负生态恢复、环境治理、安全事故等“遗留债务”。
　　引入行业竞争机制，提高行业集中度，引入私募基金、产业基金，建立矿业资本市场，以上市公众公司的行业规范和透明交易，可望给我国黄金业带来变革。我国黄金企业中，中金黄金、山东黄金、招金矿业、紫金矿业、灵宝黄金等公司均已在内地或香港上市，上海和深圳两地股市也形成了拥有40多家上市公司的有色金属板块。
　　在幅员辽阔、矿产资源分布分散、中低品位矿产居多的中国探索建立矿产风险勘探机制和矿业资本市场，具有现实意义和经济价值。它不仅可成为我国企业融资、并购，进行资本运作的平台，还可吸引国际矿业公司在此上市，释放人民币的投资功能。
　　矿业大国加拿大被认为拥有全球最发达、最成功的矿业资本市场，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主板和创业板现在汇聚了1400余家矿业公司，包括初级勘探公司、中级矿业公司及高级多元化公司，占全球上市矿业公司的一半以上。仅其创业板(TSX-V)就有1070多家矿业公司，总市值约87亿加元。多伦多交易所不仅是各国企业融资的场所，也帮助它们了解矿业信息、同业运营，或发现潜在并购对象，成为资本运作的综合平台和国际化经营的跳板。此外，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等矿业资本市场也具相当规模。
　　我国的矿产开采总量居全球第二位。这些国际先进理念和技术对我国矿业、黄金业发展具有实际意义和推进，自我模式创新中的国际借鉴十分必要，也是高效合作和有利于自我的构架。国内黄金矿业企业家经过国内自我和国际合作的实践后，颇有感触地认为这种模式对国家和企业都是极其有益的，是值得研究和采纳的。
　　4、以虚拟黄金储备增强储备资产调节灵活性，强化储备结构多元化架构，适时和适量调整我国储备观念和规模
　　政府(地勘基金、国家投资)和市场(风险投资、资本市场)两种机制的结合，将带来良好的资源发现效果。前者主要起到引导作用，后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我国新增黄金地质资源的开发速度和力度，仍将受到国家产业发展政策、黄金金融属性变化及产品价格波动等的影响，在这些因素之外，政府可以实行更具前瞻性的产业发展策略：鼓励企业对外投资，优先开发国外矿产资源，鼓励企业优先开发国内低品位金矿，甚至探而不采，将探明的黄金资源量(虚拟黄金储备)作为实物储备的补充，因为黄金这一特殊矿产资源，以长周期观察其价格呈上升趋势。这样，变地下死资源为活资源，相当于在一定价位上建立了外汇储备的“黄金买入期权”。
　　矿业人士认为，如果在未来20年，我国再增加10000吨黄金地质储量，建成50个大型黄金矿山，新增黄金产量500吨/年，则中国在应对未来的国际金融风暴中就占有了战略防御的制高点。
　　“走出去”与“引进来”并行 主动出击国际矿业资源市场
　　我国企业对海外金矿、铁矿等矿产资源及能源的投资、并购已有时日，但一直磕磕绊绊，所交学费也不菲。如2004年中国五矿集团收购加拿大诺兰达矿业公司(Noranda)、2005年中海油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均告失利；最近，今年9月24日，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撤回对澳大利亚稀土矿业公司Lynas Corp的收购申请(原拟斥资2.52亿澳元收购公司51.66%的股份)。
　　改变这种状况，并不是简单地给人家扣上保护主义的帽子就能胜出，而是我国需要进行政策平衡和机制变革，“走出去”与“引进来”并行不悖，同时，还须认清国际矿业市场的变化及投资对象国的惯例，并认识到资本的发言权有时会有局限性，手握外汇资金并不一定能买到资源。
　　保护政策培养不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矿业企业，因而，产业界、学术界及决策部门不能不意识到，在重要资源保护性开采前提下的适度开放，与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占领国际矿业市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通过矿业风险勘探机制吸引国内和国际资金，扩大我国矿业企业的资本化，允许境外矿业公司在中国内地股市融资、上市，形成更具规模的矿业板块，这将会推动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强化人民币的投资功能。
　　矿业界人士认为，当今国际矿产市场已由商业关系(商品贸易)发展到了资本关系(投资)，商品贸易提升到了金融交易，现货扩展到了期货，国内扩大到了国际。如果对市场的这些演变和其运行规则缺乏深入认识，我们还会继续碰壁。
　　大型国企寻找海外矿产资源，其明显的身份印记，即使不引起资源出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议会纠葛，也会在出让方董事会产生国家意志、利益冲突之类的争议。今年中铝巨资入股力拓(Rio Tinto)的夭折以及铁矿石谈判的不欢而散，都是例证。而以股权相对分散的公众公司形象、以更务实的商业伙伴形象出现在国际谈判桌上，无论其实际控制人是中国政府、中国国企或中国民营企业，所面临的阻力必会弱化。
　　虽然障碍重重，但趋势不变。
　　“中国企业‘走出去’，参加矿产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入并购整合，是历史必然，也是企业必然。”这是我国企业领导者的态度。主动出击，才不至陷于尴尬境地。我国在南海、东海油气资源划占、勘探开发中曾经反应迟缓、战略缺失，最终导致“合作开发”、“共同开发”的结局。
　　总结：我国矿产资源的保护性开采不应是关起大门，而应是着眼于全局利益、国家利益，以生态友好、环境保护的态度，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实现矿产勘探开发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联。优先开发国际资源、优先开放开采低品位矿产，增持虚拟黄金储备，这样的策略符合现实需要。
　　现金变资源，外汇变矿产、能源和股权，这是我国外汇储备多元化投资策略的重大战略布局，这种“走出去”的指导思想，符合我国和平崛起的全球发展战略，也将更好地保障我国的政治安全、资源安全和金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