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方向是对的，是一本好经，但是一开始它就被念歪了。念歪这本经，不仅有教育部门和高校的原因，更有我们每一个校长、教师和家长的集体无意识。因为我们仍旧身陷于“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教育乌托邦”中。

　　有多少人能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而某个方面的特长还能真正称得上是特长呢？如果都只能往这一个方向发展，我们还能指望培养出创新性人才吗？我们还能指望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吗？显然，破解“钱学森之问”我们还没有答案。

　　所谓“高校自主招生”，是教育部门迫于学界和社会舆论对高考“一考定终身”的诟病所采取的一种让步。本质上讲，它是高考统一招生的一项救济措施。其基本要义是：教育部允许其直属的若干所大学拿出不超过当年招生总数5%的名额实行自主招生；参加自主招生的考生在通过学校组织的测试后仍需参加当年高考，且考试成绩必须达到本省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方能录取。
 

　　这项政策已经实施多年，并没有对我国高校招生制度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参加高考并总分过线，仍然是偏才、怪才、奇才等特长考生的一道枷锁，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高校并没有因此而获得真正的招生自主权。因此，如何使用这5%的名额反而成为许多高校的一道难题：权势的干预、金钱的利诱、舆论的压力、操作的成本等等，让许多获得自主招生权的高校如履薄冰，一身冷汗。一些高校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这种“5%的自主招生权”。除了少数名额的灰色用途以外，已经全部按照高考成绩录取。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省心！

　　在探索高校自主招生过程中，北大一直是一个比较被动的角色。当年韩寒以出色的小说创作业绩申请北大自主招生，得到的是源自于“学术傲慢” (intellectual arrogance)的讥讽：北大培养的是学术思辨性人才，只会写小说的人不配上北大。那么北大如何使用5%的自主招生名额呢？有心人可以去查一查北大自主招生的生源分布。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一个主要来源是参加各种国际性和全国性“奥赛”的获奖者。这些学生绝大部分当然是人才苗子，特别是在智商方面。但是也要看到，这些孩子能够获奖，除了他们的天赋和勤奋以外，他们身后往往还站着一个教师教练团队。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是另外一种会考试的学生，因为那些“奥赛”题都有自己的程式和技巧。对于外行，它们超难；对于内行，它们不过是熟巧罢了。这一点可从那些“奥赛”指导教师教练团队成员中看出端倪，他们中哪一位是学界宗师？有几位称得上是教坛名家？有多少对我国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有过创造性的贡献？

　　在此，我忍不住要为北大的勇气叫一声好！原因有四：一是它承认学生的素质和潜能有一个形成过程，而一次考试可能并不能充分认识学生的素质和潜能；二是它承认以校长为代表的教师和学校可能更了解学生，特别是那些具有非主流素质和潜力的特长生；三是它承认考试分数并不能说明一切，“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形式公平可能扼杀学有专长，术有专攻的奇才、偏才和怪才，一所致力于进军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校当然要有包容、延揽个性人才的勇气；四是它承认考试所具有的工具理性自有它的局限，而赋予中学教师和校长以信任可能正是开启社会诚信体系重建之门的第一步，它所具有的人文价值让人不得不期待。

　　纵观古今中外，不拘一格降人才都传为美谈。北大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只是在人类文明成果的回归路上迈出了一小步，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它作为考试录取的小小补充，根本不足以撼动高考录取的大局。当下，它所有的意义只在于两个字：勇气！它捅破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张窗户纸，让人们从这个小窗窥探和期待另一片天地。

　　但是，北大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明显具有许多先天不足，以致被舆论讥评为“掐尖计划”。首批获推荐的学生几乎清一色为传统意义上的优秀学生。我们来看看对他们的描述：“学习成绩优异，大多是年级前三名；四分之三以上的学生担任学生干部，七成以上的学生有音乐、美术、英语等特长，约有六成的理科生获得过全国性的物理、化学、数学等竞赛的奖项。”实际上，这样的学生即便没有校长的推荐，也可以通过正常的高考进入名校。可是我们要问，招收这样的“全才”真的是北大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初衷吗？如果是，它的创新意义又何在呢？如果“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和高考录取殊途同归，那又何必多此一举？

　　北大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初衷究竟是什么？请看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的解读：北大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是对高校自主招生选拔录取政策的进一步深化和积极探索，是建立和完善教育诚信体系的有益尝试，为不同类型优秀学生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教育部鼓励各高校根据自身的办学特点和要求，遵循人才选拔和培养规律，开展一些有益的探索。总体的原则还是希望体现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希望能够把综合素质全面，又在某个方面有特长的学生选拔出来。

　　我们从这个解读中不难看出一道紧箍咒：综合素质全面，又在某个方面有特长。落实到操作层面，“综合素质全面”就是文理各科考试成绩不能差，否则总分上不去，某个方面的特长又有什么用呢？北大的政策是被推荐学生面试合格后参加高考，“在高考录取时享受北大在当地录取分数线下降30分录取。”这哪里是在为“不同类型优秀学生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哪里体现了“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思想呢？实际上，教育部在批准北大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时，就给它戴上了这道紧箍咒，而我们的中学校长也十分善解上意。39所全国超一流的中学校长居然没有一个人敢推荐一名综合素质不全面，但在某方面有特长的学生！因为高考之剑还悬在那里。

　　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教育导向！我把这种教育导向叫作“教育乌托邦”，它正是困扰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方向的内在病因。在这样的导向下，有谁敢放弃综合素质全面发展而专心发展自己的特长？在这样的导向下，又有多少人能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而某个方面的特长还能真正称得上是特长呢？如果都只能往这一个方向发展，我们还能指望培养出创新性人才吗？我们还能指望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吗？显然，破解“钱学森之问”我们还没有答案。

　　所以，北大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方向是对的，是一本好经，但是一开始就被念歪了。念歪这本经，不仅有教育部门和高校的原因，更有我们每一个校长、教师和家长的集体无意识：我们追求全面发展的“教育乌托邦”；我们不宽容有个性、有特长，但综合素质不全面的学生。高考体制下的“综合素质全面发展”实际上只是语数外、文综、理综的考试成绩，它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教育目标的演变和异化悄然植根于我们这个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之中，钝化了我们的洞察力。我们总是责怪教育体制有问题，但体制是观念的产物。观念不革新，体制就难有真正的创新。

　　据报道，复旦、同济都已经表态，要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希望他们作为后来者，能够站在先行者的肩上，看得更远，走得更远。希望教育部和北大认真总结“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首次试水，胆子再大一些，设计出真正能够让“不同类型优秀学生脱颖而出”的自主招生政策。比如降低综合素质的要求和考试难度，主要测试学生特长的高度和深度。让那些“综合素质全面，又在某个方面有特长”的学生通过正常的高考大门进入他们心仪的学校；而把自主招生的小门留给那些“综合素质不够全面，但在某一方面确有专长和潜力的学生”，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