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正在遭遇“用工荒”。透视这轮来势汹涌的“用工荒”，它的背后既有弱势的农民工在劳资博弈时代，对提升薪资福利这一基本权益的渴望，同时也折射出因低成本扩张占尽先机的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得不加快转型升级脚步的必然性。

缺工将从偶发到常发吗

     春节刚过，用工大省浙江就遭遇了前所未遇的“用工荒”。湖州市不完全统计的用工缺口达到5.3万人，台州市节后劳动力供需比为1∶3，而杭州市外来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比甚至达到1∶20。
     湖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沈康民告诉半月谈记者：“现在的缺口是从已开工企业统计得来的，更多的企业是在元宵节后开工，缺口还会进一步放大。”
     台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管理服务局局长金松说：“与去年同期相比，求职人数少了很多，市区三个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岗位数达到4.5万个，而进场求职的农民工只有1.4万人。”
     “以往是个别行业缺工人，现在已经蔓延到所有行业。”金松介绍，“制造业、化工产业、批发零售业、餐饮服务业，台州几乎所有的支柱性行业都面临用工荒。”
     绍兴的天圣控股公司节后面临1000人左右的用工缺口，公司工会主席魏国良说：“感觉工人越来越少，2010年的用工缺口比往年要大，元宵节之前肯定开不了工。”
     在浙江义乌，市就业管理服务局最近分别去贵州遵义、陕西汉中、云南曲靖招聘工人，普遍感觉“心里没底”。局长黄允龙判断：“2010年的用工形势将是历史上最为严峻的一年。”当地的国内制伞业龙头浙江红叶制伞有限公司为了能够在节后顺利招工，破天荒地开出这样的条件：老员工每介绍一个新员工给予600元的奖励，新员工到岗的第一个月就能拿到600元的“适应性补助”。
     一些以前的劳动力输出地如今也变成输入地，甚至也开始面临用工短缺困扰，更凸显了“用工荒”问题。一些负责就业的基层干部和企业家分析，当前发达地区面临的这种严峻形势主要有三大原因：经济持续回暖导致企业用工需求迅速上升；中西部地区开发建设力度加大吸引农民工在家门口就业；各地惠农政策效应不断显现吸引部分农民工回流农业生产。
     义乌市在中西部16个省市建立了66个劳务协作基地，黄允龙最近明显感受到这些地方的一些变化：“中西部政府以前鼓励劳务输出，看重的是打工者一年能挣多少钱回来，现在他们提得最多的是招商引资，提出农民工到义乌并不一定赚多少钱，而是要把义乌技术学到，把义乌精神学到，他们准备和我们抢劳动力。”
     而传统的农民工输出大市浙江丽水市，劳动部门近期对6000多名返乡农民工进行的跟踪走访显示，其中有将近4000人转返从事与农业有关的生产，600多人明确表示不再外出。
     长期负责就业工作的沈康民预计：“经济发展波浪越来越向内地延伸，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开发建设的力度越来越大，从长期来看，沿海地区的用工荒会越来越严重。”
     沿海用工短缺现象是否会从“短期”向“长期”，从“偶发”到“常发”演变？ 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研究院院长陈诗达认为，尽管从全国范围看，劳动力供给格局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在近阶段，在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将伴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始终。

助推农民工薪资福利水平提高

    实际上，为了留住想返回中西部地区的工人，沿海一些企业已经开始不断追加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和各项福利保障。据当地劳动保障部门调查，最近5年，长三角地区普通工人的工资翻了一番，每年都以GDP增幅一倍以上的速度在增长。
     黄允龙介绍：“即便是金融危机也没有阻止农民工工资上涨的步伐，目前义乌农民工工资水平普遍在每个月1200元～1600元，高于政府规定的850元最低工资标准。”
     浙江天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用工人数近4000人，基本上都是来自安徽、河南、四川的农民工。厂方赶在今年春节前就出台了《关于2010年调整员工薪资和福利待遇的决定》，并把《决定》贴在了人来人往的厂门口。
     这张《决定》承诺了三方面员工待遇：“从3月1日起，对员工食堂工作餐标准统一提高到5元；尽管政府要求医疗保险覆盖面只有30%，但公司决定从2月1日起，员工凡进公司三个月试用期满后，即给予办理医疗保险；2010年逐步提升生产一线计件制员工的工资水平，人均收入提升幅度为15%左右。”
“我们要抢在其他企业前面，把待遇告诉工人们，希望他们节后还来这里上班。” 天圣控股公司工会主席魏国良表示。
沈康民说：“湖州地区的农民工去年工资水平在1500元，今年基本上能到2000元，很多企业还推出夫妻房、午餐免费等福利措施，工资水平还会继续高起来。我们去江西上饶招人的时候，那边的薪资水平也已经接近2000元。”

倒逼企业加快转变生产方式

     然而，在提高工人工资待遇的努力上，沿海制造业已经有点力不从心。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说：“在全球产业链的环节中，中国制造仍然只是占据着利润最为微薄的最低端。产品的定价权不在产业工人手中，也不在中国企业手中，更何况在东南亚国家，还有一支廉价劳动力大军等着重复中国产业工人走过的道路。”
     国内袜业龙头企业——浪莎袜业董事长翁荣弟说：“对于生产100双袜子才能赚到一美元利润的低端制造业来说，工人创造的附加值本来就很小，企业加工资的空间越来越小。”
“告别低成本竞争优势给中国制造业带来的煎熬，将是一个长期和痛苦的过程。”卓勇良认为，这道“槛”必须要迈过去。
     既要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给企业造成的压力，又要彻底摆脱用工短缺的困境，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采取的积极对策是通过转型升级减少用工数量。魏国良说：“以前我们年销售没有到10个亿的时候，员工是6000人，去年60个亿，是4000人，如果销售达到100个亿，员工会进一步缩减到2000人。转型升级，技术改造，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用工短缺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和提升农民工薪资福利，被各界普遍认为是一个颇为积极的信号。陈诗达说：“民工荒实质上是一种劳资博弈，要么企业加薪，要么民工不来，有远见的企业家就会转变生产方式，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通过转型升级获得的效益来消化劳动力薪资提升后上涨的成本，这是一种倒逼，是劳动力市场逼着企业转型升级，市场之手永远是最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