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喜是工人中第一个拿到尘肺证的，他已被贵州省疾控中心确诊为尘肺二期。等待他的只能是越来越迫近的死亡。

　　中国硅的悲哀
　　“以牺牲环境和能源为代价，为他人做嫁衣”
　　根据恒盛公司自己的统计，一吨工业硅的冶炼用电就达11240千瓦时，根据该公司2009年12月26日的生产统计日报表，在没有通氧气的情况下，30个开启的高炉一天耗电就达306.5万千瓦时。
　　由于工业硅是高能耗产品，且间接消耗大量优质木材，工业硅的生产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逐步退出美日德等国家，如日本早在1983年就停止了生产，所需工业硅全部从中国和巴西等国进口。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硅出口国。
　　由于我国仍未突破太阳能电池板所需的多晶硅(工业硅的提纯品，需依赖进口)核心技术，中国依然处在整个光伏产业链的最低端，只能承担生产污染严重、高耗能的工业硅和太阳能电池的组装出口，世界七大多晶硅巨头牢牢控制着光伏产业的高端。杨再高们每天生产的工业硅以低廉的1美元/公斤价格出口，再以300—500美元/公斤的价格(进口多晶硅)回到中国。中国用高价的多晶硅生产出太阳能电池后，再出口到日本、美国、欧盟等地。
　　但作为世界硅出口量第一的中国，却没有“荣光”———目前我国光伏产业的最大特点是“两头在外”，95%的原材料需要进口，95%的太阳能电池则是出口。中国可再生能源协会秘书长孟宪淦接受采访时曾无奈地说：“中国正在以牺牲国内的环境和能源为代价，为他人做嫁衣，在这场新能源的战役之中，国内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太阳能这种新能源所带来的种种好处。中国光伏企业沦为世界太阳能产业的‘制造工厂’。”
　　世界气候组织大中国区总裁吴昌华，曾在美国华盛顿担任世界资源研究所(W R I)中国研究计划负责人，也曾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专家顾问组成员。他说，在能源这个领域，行业的高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行业的低端在中国，这个格局现在已经形成。中国的政策调控正趋向低碳经济的发展，而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只会把成本转嫁到工人身上，压榨工人，以牺牲工人的健康来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在陪同环保官员在中国内陆小城市和乡镇巡查时，吴昌华往往看到“莫名其妙地立着污染严重的高炉”，但环保官员往往感叹：“唉，没有办法啦！”
　　在欧美发达国家以技术壁垒和资金积累为基础制定的低碳经济游戏规则之下，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制造工厂”的命运，找到适合自身发展条件的低碳经济之路，是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在奉行“责任”、“公平”的低碳经济国际舆论背后，是杨再高和许许多多像他一样鲜活的生命。
　　4月10日下午，从工厂里出来的杨再高到县城买了把锄头，准备回老家去播玉米和谷子。遇见厂里第一个拿到尘肺证的刘克喜，他停下来聊几句，忍不住又把烟点起。厂子里要给刘克喜赔钱，刘克喜说着说着，眼泪就要掉下来了：“我52岁，就要看着等死吗？”
　　杨再高才39岁，走回工棚的路是上坡，他也走不动了，50米也要歇上好几次，三岁的女儿杨艳和邻居的孩子跑在前面，抢着去自来水龙头上喝水，她把脏得发黑的熊宝宝塞给爸爸，咯咯地笑着跑了。
　　“她才3岁，不知道将来她妈妈怎么养得大……”杨再高晚上一躺下，眼泪就停不住，“只有孩子可怜。”他回家，带回的还有满肺的硅粉。
　　中国煤炭安全监察局尘肺病康复中心的马国宣大夫近年来接触了大量的硅厂尘肺工人，其中肺部病变较重的患者在进行肺部灌洗时，会洗出许多白浊的粉尘，但这依然不能阻止肺部纤维化———也就是说，即使杨再高脱离了工作环境，做了灌洗双肺，硅粉充斥的肺部仍会继续病变，在合并肺结核和心脏问题、肺部感染的情况下导致最后的呼吸衰竭和死亡。而和杨再高在一起工作的许多工人，虽然暂时没有检查出尘肺迹象，但在脱离工作后经过数年也很可能再出现矽肺，职业尘肺病的潜伏期是十年至二十年不等，即“晚发性矽肺”。
　　马国宣大夫永远不能忘记，一次她参与一个尘肺病人的尸检，那是一个煤矿工人的肺，严重纤维化，重量超过正常肺一倍以上。当她的手术刀割在尸检病人的肺上时，发出吱啦吱啦的声音，“感觉像切在石头上一样”。
　　杨再高自己也晓得，肺上的毛病是治不好了，但青菜还要买，饭还是要烧，一家人总要吃饭。记得工棚门口的香樟树还是他刚到厂子的时候栽下的，在停炉后，连日的雨水洗去了堆积的尘土，香樟树终于露出深绿的叶片和柔嫩的新枝。杨再高折了一段老树枝，放在鼻子上闻着：“香的嘞。”说着，孩子气地笑起来，他晦暗的面孔笑起来依然十分动人，湿润的微风中，香樟树幼嫩的绿芽正在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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