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锦丰公司举办亲子活动

       记者：目前国内国有黄金矿业公司大都风生水起，占据绝大部分的资源，作为外国公司如何面对这种竞争，有何优势？
       徐汉京：首先，我国的大型黄金矿业公司都是上市公司。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是我国资本经济初具规模的具体体现。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黄金矿业的资本化，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绩。目前黄金矿业主管部门提出资源整合的战略，就是要通过资本化改变我国黄金矿业发展散乱的局面，这些都是令人振奋的成绩和方向。正所谓机制改一改，一人顶一百。因此，可以预见，我国黄金矿业近期会有一个高速发展。
       然而，在资本结构初步形成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筹划如何进入下一个经济阶段，即知识经济阶段。我国黄金矿业在推进资本化的同时，也必须考虑知识资产的经营问题，要考虑如何带领我国资本市场进入知识经济的问题。
       我国的资本市场还不能交易无形资产，特别是不能承认勘探证的价值，进而导致了我国黄金矿业公司只能像制造业公司那样，通过实现利润来增加公司市场价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资源公司的核心利益。这个问题集中表现在公司资源储量的价值量与公司市值之间没有清晰的资本关系，公司市值仅仅与公司的利润有清晰的价值关系。同时，上市公司进行扩股融资等金融运作，应该是公司根据资源发展的需要自主决策，而现在是必须通过行政审批。没有利润但是有巨大资本增值潜力的勘探证，不能作为上市资产，资本市场与地质资源之间的链条就断裂了，这才是导致我国黄金矿业小矿林立的主要原因。对于大量小矿，只通过压力搞整合，没有通过机制搞疏导，就会激化行业内部各种利益关系的矛盾，对我国政治、经济体制造成伤害。同时，没有风险勘探投资市场，每天还会不断创造出许多小矿，行政整合的速度甚至不能遏止小矿出现的速度。地质队是事业单位，勘探机制属于传统的行政审批机制，这种机制抑制了知识能量的充分发挥。这些机制上的缺陷依然限制了我国黄金矿业的资本效率、经营效率和发展效率。在仅有资本机制、没有知识经济机制和金融机制的条件下，我国黄金矿业“走出去”也就会遇到许多困难，难以融入世界黄金矿业的投资和开发体制。
       外国矿业公司的核心优势就是面向资源的投资机制。首先，这种机制不但能够迅速发现资源，高效率利用资源，而且能够在安全、环保、社区发展等方面有助于克服传统矿业的问题。第二，在我国风险勘探投资机制尚不健全的现阶段，利用国际风险勘探机制为我国增加黄金地质资源（虚拟黄金储备）完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第三，通过引入不同的机制，有利于我们在国内学习和掌握这一关键机制的特点，可以更好地推动我国黄金矿业的改革和发展。

       记者：贵州项目的投资模式是什么？对国内其他矿业投资是否有借鉴意义？
       徐汉京：如果说深圳是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为我国经济改革摸清了道路，那么贵州省就是我国矿业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为我国矿业改革做出了有益的探索。贵州省政府在上世纪末把几个大型黄金资源分别给予了几种不同机制的矿业公司，本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精神，希望通过实践比较，找出贵州省黄金矿业正确的发展道路，这些项目中就包括中外合资的锦丰金矿。
       矿业有三个最根本的国家利益，即资源、环境和人。再说详细一些，就是资源的发现与利用，环境的保护与改善，职工和社区的安全与可持续发展。锦丰项目证明了，如果矿业投资机制正确了，国家在矿业的这三个根本利益就能得到最好的呵护。贵州项目的投资模式就是向资源要资本的模式，就是通过风险勘探资本增值的模式，就是知识经济的模式，就是通过资本的龙头规范矿业企业行为的模式。
       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的重点应该转向哪里？应该从引入资本、技术、市场、管理等微观层面转向引入投资机制这样的宏观层面。正像我国引入股票市场这种资本投资机制（资本经济的机制）大大提高了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效率一样，通过引入风险投资机制（知识经济的机制）可以大大提高我国矿业和科研工业的发展效率。
       锦丰项目的最根本经验就是，搞矿业改革必须实事求是，不能用姓社姓资和爱国卖国的政治立场来管理矿业，要从国家根本利益，国家全球发展需要的角度，实事求是地摸索实践经验。贵州省政府“一心一意谋发展”，“实事求是搞改革”的宝贵实践，为我国矿业改革探明了道路。贵州省开办我国矿业改革开放试验田这个历史性作用，怎么评价也不会过高。

       记者：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矿业投资经营领域有成功也有失败的惨痛教训，您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与目前中国的矿业投资机制有哪些关系？
       徐汉京：您说得很对，我国海外投资遇到困难的主要原因是投资机制问题。收购一个项目或资源公司进行尽职调查的主要内容，都是微观层面的东西，例如资产价值、管理团队、技术风险、法律问题等。这些问题投资银行都能够清晰地说明白，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真正决定一个投资成败的，就像任何一个失败一样，永远不是外部因素，而是内部因素。试想，如果一个公司在自己国内不能够达到国际矿业的标准，为什么它到了国外就可以达到国际矿业的标准呢？如果仅仅是依靠国际管理团队来实现在国外达到国际矿业标准，而我们自己却不能达到国际标准，或者在不同的地方实行不同的标准，我们又怎么能融入国际矿业，怎么在国际矿业树立威信与地位呢？
       我国矿业公司中发展最快的也只是处在资本经¬济阶段，没有进入知识经¬济阶段。不是我国矿业精英们没有这个能力，而是我国资本市场缺乏相应的机制，限制了他们的聪明才智。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还没有矿业投资经¬验与机制，我国矿业企业走出去的投资标准就与国际矿业相差很大，往往表现为用一流的价格买到了二流的资产。
       另外，有些资产尽管收购到手，开发时也会出现重大问题。在国内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矿业公司可以通过利用政府协¬调来处理。在国际上，没有了这个条件，就往往形成对抗性的矛盾。
       我国通过建立股票市场，成功地完成了制造业的改造；我国必须通过建立风险勘探投资市场，才能完成对矿业公司的改造。这是我国资本市场从资本经济向知经济过渡的必由之路。我国黄金矿业不但有能力而且有条件引领我国资本市场的这一机制创新。如果回顾我国的改革历程，改革经验是从下而上地总结出来，改革推动力却必须是从上至下的，这样改革才能成功。因此，在有了贵州省矿业试验田成功的经验之后，关键就在于政府是否能够解放思想，以点带面，全力推动改革。这些改革不但有利于我国矿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会对我国“走出去”确定正确方向、提供发展动力，大大减少阻力与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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