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的列车穿越了八百里秦川，驶过白雪皑皑的乌鞘岭山脉，于一个仲秋的下午，把我带到兰新铁路上的小站——河西堡。这里远处是冷峻的荒山野岭，近处的土地上油菜花才刚刚泛黄，形成与南方巨大的季节反差。
　　我走出车站，在一位操着本地方言的年轻人招呼下，登上一辆开往金川的中巴车。在等候其他旅客的时间里，他递给我一串马奶子葡萄，我回敬给他一支“皖烟”。年轻人端详着香烟牌子问道：“你是从安徽来的吧？”我说：“是的。”年轻人说：“我也是安徽人。”我问他：“你是安徽哪里人？”年轻人说：“我是安徽铜陵人。”“什么？你是铜陵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就是从铜陵来的，你家在铜陵什么地方？”年轻人说：“我家原来住在解放东村，1965年我父亲随爷爷、奶奶到金川的。我家在铜陵还有许多亲戚。”确实无疑，他是铜陵人。我惊喜地握着年轻人的双手，忙不迭地问这问那，了解到金川还住着300多户铜陵人。
　　以前，我听说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铜陵有色金属公司有数百名职工调到甘肃某保密单位工作。时隔40多年了，他们在大西北的土地上，究竟工作和生活的如何？我对此萌发了浓厚的兴趣，遂利用公干之余作了采访。

创业岁月艰难多
　　隶属甘肃省金昌市的金川区,位于河西堡北面25公里处，是横亘在祁连山和腾格里沙漠之间的戈壁滩，干旱少雨，无霜期短，俗称一年两场风，从春刮到夏，从秋刮到冬，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历史上吐蕃进犯中原，这里是历代王朝抵御外侵的前沿战场。唐代诗人李白描绘这里是：“历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戌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1936年6月，李先念、董振堂率领的红军西路军在金川的南沿沟，遭到马步芳匪帮骑兵的截击，一千多名红军将士英勇牺牲。那突兀在旷野上的累累坟茔，增添了戈壁滩的凄凉苍茫。
　　沉睡了千万年的金川，实际上是一块非凡的宝地。新中国成立后，撩开了她那神秘的面纱。1958年10月，甘肃省地矿局工程师汤中立（安徽安庆人），到河西堡为大办钢铁寻找铁矿，在从牧民送来的矿样中发现一块熠熠闪光的孔雀石。汤工凭着专业经验，看出这块孔雀石富含镍铜成份。他追寻到采集孔雀石的白家嘴子，赫然发现3处裸露地表的大型矿带。汤工采集了许多矿样送到兰州化验，结果是令人振奋的，矿样含镍铜达到工业开采品级。
　　镍有着工业维生素的美称，其特性抗高温，耐腐蚀，是国防兵器、航空航天、精密合金,不锈钢冶炼必不可少的原材料。上世纪50年代，帝国主义把镍作为战略物资对我国实行禁运，严重制约了我国的经济发展。白家嘴子（后改为金川）发现了大型镍矿，这个犹如石破天惊的喜讯传进了中南海，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次年春，祁连山地质队开赴白家嘴子钻探，紧接着西北冶金建设公司来此进行前期建设。1963年冶金部从全国抽调矿山工人到金川。铜陵有色金属公司顾全大局，从老庙矿（铜官山铜矿）挑选出85名生产骨干。接到调令的职工明知大西北异常艰苦，但是都不讲任何条件，打起背包就登上了西去的征程。
　　铜陵职工在河西堡下火车，乘上大卡车向戈壁深处进发，到了工地住进地窝子，没有水源，到十几公里外背冰块，口粮是青稞和荞麦面。生活在长江南岸，吃惯了大米饭的铜陵职工，拿着黑乎乎的窝窝头实在难以下咽。有时连杂粮也供应不上，矿上组织职工到戈壁滩上拔茎硬汁苦的骆驼草，切碎了用水泡软，掺上一点青稞面煮着吃，吃过就腹泻不止。从铜陵调去的赵师傅对我说：“当时的艰苦程度难以想像，有的甘肃人都呆不下去，跑回了原藉，我们铜陵职工没有一个当逃兵的。”
　　首批赴金川的职工，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人拉肩扛，打眼掘进，实施了1900吨梯恩梯当量的岩石松动性大爆破，为镍矿的露天开采奠定了基础。
　　1964年和1965年，铜陵有色公司又从老庙矿、选矿厂、冶炼厂抽调400多名职工支援金川建设。
　　1964年9月，曾经冶炼出新中国第一炉铜水的铜陵职工，又在金川参加冶炼出新中国第一炉高冰镍。
　　金川建起简陋的生活设施，铜陵职工的家属陆续随迁，开始了定居大西北的生活。
　　在计划经济年代，西北的商品比南方更加匮缺。一位从铜陵去的张大妈说，有一次代销店卖酱油，她排队买了一桶。拎到半路刮起了沙尘暴，粗大的沙粒把脸砸得生疼，只好掀起衣服下摆蒙住头蹲在地上，待沙尘暴过去了，桶里落下半桶沙子，只好把酱油倒掉。至今谈起此事，张大妈仍然唏嘘不已。
　　包括铜陵人在内的金川人，凭着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硬是在戈壁滩上建立起仅次于加拿大萨伯德里矿，名列世界第二的镍矿生产基地。
　　1966年3月23日，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中央领导同志亲临金川视察。邓小平同志称赞金川是祖国的“金娃娃”。

扎根戈壁作贡献
　　在金川有两个安徽人最为人们所称颂。一个是最先发现白家嘴子镍矿的汤中立工程师，他的名字被镌刻在“祖国镍都开拓者”纪念碑上，一个是从铜陵调去的，两次荣获甘肃省劳模称号的陈德才老师傅。
　　陈德才是铜陵县流潭圩人，1954年招工到铜陵有色冶炼厂烧结车间工作，1964年调往金川有色冶炼厂烧结车间任工段长。陈师傅生性勤劳，爱厂如家。刚到金川正逢搞基建，他经常自带馒头、咸菜连续上两三个班次。建厂房搭脚手架，别人扛一根毛竹，他两边肩膀各扛一根还一溜小跑。到公司农场割麦子，已经收工了，陈师傅还在地里干，直到天黑为止。文革期间他照样加班加点拼命干活，还动员别的职工坚守岗位。
　　有一次，破碎机更换齿轮需要焊接固定，厂里一时找不到电焊工，快要下班的陈师傅毛遂自荐，钻到破碎机里面进行焊接。一个负责看管闸刀的工人提前走了,来接班的工人不明就里正欲开动破碎机，恰巧陈师傅的焊条用完了伸手出来拿，被准备推闸刀的工人看见吓了一大跳，陈师傅幸运地躲过一劫。
　　陈师傅十几年如一日，每天都要爬上高高的炉渣堆翻找残留的镍块，每年能捡出五至六吨，价值30多万元，全部无偿交给厂里。厂长夸奖陈师傅，每年要从炉渣堆里捡回一辆坦克车。
　　陈德才被誉为金川的“王铁人”、“孟泰”、“活雷锋”。公司党委号召广大党员和职工向他学习。陈德才成为激励金川人艰苦奋斗，勤勉敬业的一面旗帜。
　　金川选矿厂干部陶国根，在铜陵有色选矿厂就是技术能手。调到金川后，他看到选矿精砂脱水率低，磨浮细度不过关，一直拖生产的后腿。他注意查找原因，发现是球磨机衬板和钢球的比例不对，问题迎刃而解。在厂里，哪个生产环节出了问题，厂领导总是想到陶国根。有时兄弟厂矿也慕名来请教。职工们对食堂伙食有意见，厂里居然也派他去抓。一向善于动脑筋的陶师傅很快把伙食质量搞了上去。
　　我在金川听到两名铜陵藉女工被评为甘肃省“三八红旗手”的佳话。她们一个名叫吴秀莲，金川选厂尾矿车间工人。一个名叫吴照秀，金川生活服务公司工人。两人都是上世纪60年代随父母到金川，70年代参加工作的。
　　吴秀莲对本职工作认真负责，管理的设备常年保持无故障运行。一次上夜班途中腿部摔伤，她忍着剧痛到厂里上班。接班不久，车间一台水泵的泵包被水憋开，水流四处飞溅。吴拿起扳手冲在前面抢修。时值隆冬季节，半个小时的抢修使她浑身湿透，冻得直打哆嗦。当别人休息去了，她又操起大扫帚清扫地面上的积水，终因体力不支昏倒在地。
　　还有一次当班时，吴秀莲看到另一个岗位的人离开了，就过去查看本不属于自己看管的设备，触摸到一台大型电机的外壳热得烫手，她马上报告厂里派人检修，原来是线圈短路起火，若不是发现及时将酿成重大事故。
　　吴秀莲工作表现突出获得许多荣誉，在厂里拿较高的奖金，引起少数人妒忌。有人问她：“现在报纸、电视上曝光的腐败分子，都是你们共产党员，你有何想法？”吴说：“人的一生有窝窝囊囊过一辈子的，也有痛痛快快过一辈子的，我就是要痛痛快快地为党和人民干一辈子工作！”
　　吴照秀自小生活在铜陵县朱村，家境十分贫寒，作为长女要照料几个弟妹，没能念上几年书。她在金川参加工作后，特别爱岗敬业，多次被评为“生产明星”。吴照秀虽然文化不高，但是酷爱钻研技术，能够独立维修各种机械设备，甚至还能绘图搞技术革新。她于1993年和1996年设计的把固定煤筛改为电动煤筛、回收旋转破碎机粉尘两项技改方案被公司采纳。吴照秀受到经济奖励，被评为金川公司和甘肃省“三八红旗手”。组织上两次送她到沿海城市去疗养。
　　我在金川看到电视台播出一个专题片《优秀共产党员李根生》，介绍运输部机务段的李根生当机车司机时，能安全行车多拉快跑。调到检修工区当工长，很快扭转了过去机车维修质量差，成本高的落后局面。金川公司一位领导指着荧屏上的李根生对我说：“他也是你们铜陵人。铜陵人肯吃苦，会动脑筋，很能干！”

今日金川换新颜
　　如今，上世纪60年代赴金川的老职工全部退休了，他们的子女已届中年，正是金川各条战线的栋梁，第三代人也有不少走上了工作岗位。当年赴金川的老职工，可谓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在来自全国各地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昔日荒芜的戈壁滩上崛起了一座11万人口的现代化工业城市。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现有42000名职工，是采选冶配套的特大型联合企业。迈入新千年之后，金川公司制定了“5511工程”，在国家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通过一场全面的技改会战。目前，金川公司已形成年产镍13万吨、铜40万吨、钴1万吨、铂族金属3500公斤、金8吨、银150吨、硒50吨及150万吨无机化工产品的综合生产能力。其中，镍和铂族金属产量占全国的90%以上，是中国最大的镍钴生产基地，金川也因为被誉为中国名符其实的“镍都”称号。
       1992年8月12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金川公司，当得知金川还能再开采200年时，江总书记高兴地说：“好啊！金川资源很丰富，在戈壁滩上能建起这样一个大型企业，金川人真不简单。”江总书记挥笔题词：“腾飞的镍都”，以示赞美和鼓励。
　　辛勤的创业，换来幸福的甘果。企业发展了，金川人的生活也好了起来，金川公司职工收入节节攀高。由于引来祁连山雪水灌溉，金川附近的农牧区牛羊成群，粮茂果丰，市场供应相当丰富，且价格十分便宜。我去过的铜陵人家庭，居室宽敞，摆设考究、家用电器应有尽有，不少人家购买了私家车。金川职工家庭用电1角2分1度，家家使用电炒锅和电饭煲，供应长达半年的暖气是免费的。
　　我在22号区参观一位铜陵藉职工为儿子买的新房。二室二厅，安有防盗门，双层铝合金窗户，每间厅室装有暖气片，厨房里白瓷砖贴墙面。房价仅580元/平方米，另外奉送一间地下贮藏室。
　　我应邀随几个铜陵老乡到金川郊区的裕固族牧民家玩了一天。每人交30元钱，可以在草原上骑马、放羊、赶牦牛，吃大盘手抓羊肉和甜如蜜糖的白兰瓜。晚上坐在土坑上，听牧民弹三弦，唱眉户剧，看人们玩“牛九牌”，其乐陶陶。
　　金川是金昌市政府所在地，城区里高楼林立，商场众多，尤其是道路修得特别平整宽阔，两旁植满鲜花绿草。在甘肃素有要看古迹上敦煌，要看道路上金昌之说。六车道的新华路南边的文化广场，气势恢宏，美仑美奂，堪与大连的广场比美，是金川人的一大骄傲。
　　金川的年轻人结婚，迎亲的车队首辆必须是“奔驰”轿车，最后一辆是“富康”轿车，寓意为“奔小康”。金川人并不满足于现状，他们还在憧憬更加美好的未来。
　　从金川公司珍藏的资料，街头众多的纪念性雕塑，以及平时人们的言谈中，可以看出金川人时刻铭记老一辈人创业的艰辛，这已成为他们继续奋进的榜样和动力。

浓浓乡情永不忘
　　我在金川逗留期间，始终被浓郁的乡情所包围。每到一个铜陵职工的家，主人总是邀来许多铜陵人相聚。他们眷念着故乡的一切，关切地询问流经市区的黑沙河治理了没有？五公里一带的芦苇滩还在不在？建设小街至扫把沟的小火车还在跑吗？铜陵长江大桥有多长等等，我均一一作了回答，同时还介绍了许多铜陵自改革开放后的建设发展成就。
　　到金川的铜陵人家中作客，热情的主人总是先沏上一杯“三炮台”（茶叶加桂元、红枣、红糖），然后拿来一瓶白酒，谓之“干喝”。待一瓶酒见了底，才开始上菜，有南方常见的芹菜炒肉丝、糖醋鱼，也有西北风味的大盘羊羔肉、焖黄牛肉、凉拌沙葱。当地人习惯马拉松式地喝酒，从中午能喝到晚上。许多铜陵人入乡随俗，也锻炼出惊人的酒量。
　　当酒酣耳热之际，主人及来宾还拿起卡拉OK话筒，吼上几段秦腔、陇剧，有的还能唱上一段黄梅戏。他们兼具西北人豪爽、健谈、善饮的性格，争相数说安徽物产丰饶，人杰地灵，也谈甘肃的四大文化：定西李氏文化、敦煌佛教文化、天水伏羲文化、甘南藏族文化的渊源以及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听说前年夏天，一位铜陵退休职工的儿子，从西安带回2瓶铜陵产的“白鳍豚”牌啤酒。老人家找来七、八位当年乘一节车皮到金川的老哥们，给每人斟上一小杯，无比珍惜地品尝着。老人们抿着家乡的酒，谈论家乡的事，聊解思乡之愁。他们虽然到大西北生活几十年了，总还有些身为异乡客的漂泊感。
　　退休女工江小丫，1965年举家迁到金川一直没有回过铜陵。1998年丈夫病逝，她独自在家带小孙女。江小丫得悉我到了金川，非要请我上她家作客，还把儿子、媳妇，另外一对铜陵人夫妇喊来作陪。江小丫向我询问许多有关铜陵的情况，同时也娓娓叙说她一家人在大西北工作、生活的甘辛，说到动情处不停地抹眼泪。她是把铜陵来人，当作娘家人看待，要尽兴地倾诉衷肠，40多年的漫长岁月，丝毫没有冲淡她那浓浓的故乡情结。
　　参观金川公司科技馆时，接待的中年女同志听说我是铜陵来的，高兴地嚷了起来：“哎呀！是我的老乡啊！”经过交谈，得知她叫陈新红，1965年随父母到金川，她的丈夫在公司宣传部工作。陈新红擅长绘画，发表过许多作品。1992年江总书记视察金川公司题词，就是陈新红侍侯笔墨的。她领着我逐个展室参观，如数家珍似地介绍金川公司的生产流程和科研成果，还送给我一撂图片资料。
　　我深切感到，尽管关山重重，路途遥远，却割舍不断金川的铜陵人魂牵梦萦的怀乡之情。他们是开发祖国大西北的先行者，不仅仅是参加建立起全国最大的镍生产基地，更重要的是淬炼出了不畏艰难困苦的拼搏精神，这种精神是他们的成功之本，也将激励着铜陵的几十万父老乡亲。
　　我登上了返程的列车，望着车窗外送行的一张张亲切的面孔，再一次紧紧拉住他们的手，深情地道上一声珍重，祝愿他们在第二故乡的土地上再创辉煌，生活更加美满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