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外宣办22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纪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吴玉良在回答官员财产公示时间表的时候，他认为官员财产公示目前有两个方面的条件是欠缺的，“一个是社会诚信体系，第二个是信息统计的体系，没有两个体系的建立，这项制度实施起来是很难的。我报的数字你又不相信，有关部门没有办法查询和统计，这项制度很难在实践当中发挥它的作用。”(6月23日《齐鲁晚报》)

　　腐败频发，反腐工作越来越艰巨。此前有报道称，央行网站刊发名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报告精简版本，据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此外，有网友对已经查处的贪官贪赃金额排列发现，前十位巨贪贪污金额几乎都在2亿元以上。这些，都在向我们招式一个简单的道理，政府信息公开、财政账目透明、官员财产公示的重要性，因为这是公众行使监督权的重要保证。

　　如今反腐工作越来越难，实际上离不开两方面：一个是腐败出现了新动向。腐败的方式越来越隐蔽，腐败的花样越来越多样，比如前段时间武汉出现的“专业贿赂”公司，一家医疗投资管理公司，不去开展与执照相关的业务，平时专门组织旅游来贿赂医生，以扩大医疗设备销量。除此之外，腐败者越来越向集团化靠拢，经常是拔出萝卜带出泥，一搂一大块，比如去年伊川发生煤矿，事后调查发现当地法院几乎“全线失守、集体沦陷”，让人为之惊愕。然而另一个方面，在腐败问题“更新换代”的时候，反腐方式还在“墨守成规”，依然延续着“无举报不反腐”的策略，好不容易出现了公众参与的反腐网站，却还被告知“不合法”，如今一些网站已经惨淡收场。

　　所以突破目前的反复困境，必然需要依靠民间力量。吴玉良也表示，中央纪委、监察部注意核查从新闻媒体和网络舆情反映出来的案件线索，重视发挥包括网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而群众监督的前提是必须进行信息公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只让公众监督，试问，在公众连个参照标准都没有的情况下该如何去监督?所以，吴玉良认为目前财产公示制度很难实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诚信体系未建立，官员财产数据可能假，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公众和媒体根据财产公示数据与某官员的日常生活做一比较，不是更容易看出哪个官员有问题吗?其次，信息统计的体系没建立，但问题是信息统计系统真那么难建立吗?如果怀疑某官员的财产公示有问题，怎么会查不出来?如果不好查，为何贪官的赃款可以查清数目?

　　官员财产公示是国际惯例，也是反腐措施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信息透明才有利于监督。舆论一致提及让公众监督进入监督体系，在笔者看来，要实现公众监督，首要任务是官员财产公示。因为公众举报腐败者需要证据，而这些证据最好的来源就是信息公开、账目透明、财产公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