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城市拥堵背后的地铁安全隐患
　　访谈时间：2011年7月11日 16:00
　　嘉宾：

　　张军瑜，知名媒体人，《牛城晚报》首席编辑，1980年出生，国内著名青年时事评论者，非著名影视评论者，在多家报刊杂志设有专栏，音乐人。

　　刘春龙：新闻专业出身。已有杂文散见国内外媒体。现任中国工程机械租赁网主编。闲暇关注民生，在凤凰网、天涯、中国网等开有博客专栏，已撰写评论等文章200余篇。文章访问累计近千万。现受聘兼任《世界华人周刊》副总编辑兼首席评论员，并任天涯社会门户特约评论员，中国网专家博客专栏作家，香港天大研究院特约撰稿人。
　　主持人：

　　何起良，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
　　舆情背景：
　　7月5日上午，北京地铁四号线动物园站A口上行电扶梯发生设备故障，造成1人死亡，3名乘客重伤，27名乘客轻伤。7月10日晚上，深圳地铁龙华线清湖站B出口扶手电梯突然逆行，造成正在出站的两名乘客摔伤。地铁安全问题引发舆论热议。
　　北京地铁事故发生后，有网友感叹，“即便站稳扶好又如何？还是抵挡不了‘倒行逆施’！”此前深圳地铁国贸站发生电梯逆行并致二十五名乘客受伤，一周不到，深圳地铁又因电梯问题引发安全事故。据《南方周末》报道，北京地铁安全问题由来已久，此前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汪恕诚在内，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访问时都对北京地铁安全隐患深表忧虑，有人甚至早已预言，“迟早一天会出大事的”。
　　为治理城市拥堵，各地都将地铁视为重要解决途径，地铁建设如火如荼，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中国最早运营的北京地铁系统到底存在哪些安全漏洞，为缓解交通拥堵而快速发展地铁交通是否忽视了安全问题，另外，城市的快速发展、人口增长所导致的交通压力，该采取何种科学且符合民意的应对之策？
　　今天下午4点，人民网舆情会商室将邀请《世界华人周刊》首席评论员刘春龙、知名媒体人张军瑜一同探讨当前的地铁安全问题，欢迎网友提问。
　　访谈实录：
　　主持人：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称，“为了省钱，中国内地一些地铁公司购买的是用于商场的轻载便宜扶梯，这种扶梯的价格只有重载扶梯的三分之一，但在公共交通枢纽使用它们可能是致命的。长时间承载大量客流不但会缩短电机和传统系统的寿命，而且会超出安全装置的设计使用极限。”此次事故的罪魁祸首是电梯，但是人也是这次事故的“合伙人”，北京地铁事故频繁发生，您如何看待这其中的人为因素？
　　张军瑜：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利益在作祟，为了节省成本，就购买一些原本不应该在公共交通枢纽使用的轻载便宜扶梯来代替价格要贵出两倍之多的重载扶梯。在这个环节当中，其实我们忽略了这些轻便电梯是怎么流进地铁市场的。是原本就没有这些规定？还是一些人钻空子或者是使用非法手段达到了这些节省成本的目的？而无论如何，当我们用血的代价来揭开这些潜流的时候，就是我们完善各项制度来杜绝这种危及公共安全行为的时候。
　　刘春龙：我一直觉得一切问题的最终归宿都在于人。如果能保证在工程前期切实以质量为要义，以为人民负责的责任心去制定各环节的施工方案，购买高质量的扶梯设备，今天的事故就不会发生。因为北京地铁人流量十分巨大这个谁都知道。这么多人每天都必须乘坐地铁，想必不需要太高的智商来预见吧？因为这次出事的是四号线地铁电梯，已经算建设的比较晚的，所以什么叫“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很多掌握实际权力的官员脑子里等同空气，这些都是事故责任人方面的主观因素。当然还有不属于他们原因之外的客观因素，那就是对相关权力的有效制衡的机制欠缺，导致很多关系人民生命财产的重要决策问题上，给个人掌握权力者独断专行的空间，有时候他们会以自身利益的最大话为采购设备的出发点，而不是工程质量。
　　主持人：2009年，国务院一次性批复22个城市地铁建设规划，总投资近9000亿元，面对新一轮的地铁热，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曾提醒，要严防追求快工期、盲目攀比和“吃地铁”等不良现象。地铁安全监督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问题，尽管此前广州高中生曾举牌反对地铁翻修，但是类似的决策仍然只能依靠专家学者，对于地铁安全的监督，您觉得应该如何实现公民的有效参与？
　　张军瑜：在地铁安全监督这样一种专业性很强的问题面前，一般公众是不是就该完全缺席？监督最避讳的就是自己人监督自己人，倘若我们完全使用地铁系统的专业人士来监督地铁安全，未必就能起到监督的作用。公众的参与渠道不妨考虑从社会上聘请一些既懂得这些专业知识，又非地铁系统的人去做这些事情，同时也似乎该有专门的部门来对地铁这种特殊的公共交通安全设施进行监督和负责。
　　刘春龙：我觉得真正的民主并非意味着所有事情都必须少数服从多数，我们还有句话叫“真理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在科研项目上尤其如此。像很多科学论断刚出来时都被民众当成异端邪说，经过无数次的实践才慢慢被公众认可。所以大型工程的决策，我同意尊重少数专家的意见，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确保这些专业按良心决策。
　　至于说对地铁安全的监督，如何让公民有效参与。其实公民的参与热情不用担心，现在公民参与的热情之所以不明显，是因为大家看不到自己参与的实际效果。像不少地方的价格听证会很多市民已经拒绝参与，为什么，因为觉得不去还好，去了改变不了实际的结果，反而还给暗箱操作披上程序合法化民主化的外衣。每一位公民的监督和意见只要汇聚成比较合适的量，如果真的能对相关责任人产生实际效果，我想公认个人或者相关责任人不会不重视。
　　主持人：为治理拥堵，北京相继出台了汽车限行、限购等政策，使得不少人加入到挤地铁、乘公交的行列中。发展公共交通以改善交通压力是一种相对环保且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是尴尬的是，当前的公共交通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拥堵现象依然严重。对于平衡汽车限行、限购等政策和发展公共交通，您有什么建议？
　　张军瑜：我们现在对公共交通的发展不是太多，而是还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出行需求。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公共交通设施的安全性能又成了我们容易忽略的一个方面。而且越是要求快速发展公共交通，也越需要我们注重这种安全的保障。否则的话，只能是阻滞公共交通发展的速度。
　　刘春龙：限购私人交通工具并非最佳的治堵举措，总觉得过于捉襟见肘。发展公共交通才是硬道理，不但包括道路、公共交通工具这些硬件设施，还要包括每位市民素质这样的软件环境，让不闯红灯、走斑马线、各行其道成为所有人的习惯。
　　主持人：公共交通因为承载的运输任务重，安全性的要求必然会更高，作为一种公益产品，类似地铁这样的交通方式被寄予重托。此前传出北京有关部门正研究高峰期对非持卡乘客实施涨价，以减轻高峰时的压力，请问您怎么看待这项政策，涨价的可行性如何，是否有其价值？特别是对安全性方面。
　　张军瑜：出行是“硬要求”，如果没有其它渠道来分流这种需求，涨价未必能够阻止公民去选择地铁这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出行方式。地铁安全的本质上是个质量和人的问题，市场的调节即使起作用，也只能是个细枝末节的地位。
　　刘春龙：地铁是真正服务大众的公共福利工程，不应该走商业路线。所以涨价导致这项公共福利最终不得人心，用价格杠杆调节客流高峰的做法并不可取。而应该从其他政策入手，比如说改善公交车的堵车难题，没座位难题，鼓励短途客人选择骑自行车等其他多途径，借以缓解地铁高峰的压力。至于安全性方面，我觉得市民只有监督的责任，真正负重要责任的还是相关管理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