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目前情况来看，对广西龙江河镉污染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龙江河镉污染高峰值已从80倍降到25倍左右。从处置和监测总体情况综合分析，能够实现大部分污染负荷拦削在 龙江河段内，可确保柳州供水安全。
　　尽管外界仍就柳州方面此前未及时公布镉污染消息有所微词，但其随后在水质的检测数据实时预报发布、通过采取除镉、调水稀释等综合应对措施控制水质，阻隔污染等方面赢得了不少赞誉 。与似有委屈的“受害方”柳州相比，污染事发地河池市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除地毯式排查所有涉重金属企业外，当地官方没有释放更多消息。
　　应当说，自1月15日河池市检测到重金属超标，污染迅速向龙江河下段的柳州蔓延，直至柳州倾其全力地阻止污染扩散，情势才有所变化。不难看到，对于污染的治理依靠的是不同区域的自身 的治理能力和治理决心。
　　问题在于，不同于其他固态物质引发的污染事件，河流的流动性决定了污染走势不以地方治理的区隔、责任承担的各异为转移。无论污染源在何处，河流污染往往意味着流域危机，一如毗邻 河池的柳州此度面临的危机。
　　事实上，已经采集到的证据和广西特殊的地质地貌特征显示，造成污染的原因极其复杂，这也是确切污染源仍未完全确定的原因。也就是说，镉污染可能是一个包括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综 合因素所致，进一步来看，解决问题的主体可能并不独为河池。
　　在一个情况如此复杂的地段设立重金属企业是不是合理的，有没有考虑过水安全受到的严峻威胁，这是本次污染事件留待地方必须正视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而言，区域性的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及相关环保部门在水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上的乏力。
　　与很多久治难治的问题类似，除少数国家大型项目，中国河流治理总是难以摆脱“九龙治水”的困局。而相互区隔的区域治理，以地方自身出发的治理方式更是加剧了治理难度，淮河治理的 持续困难某种程度上亦源于此。但河流的特殊性清晰地呈现于诸如大坝建设等诸多方面，上下游、分支流不同区域因为流域而无形中构成了“命运共同体”。对于河流的保护需要上至产业布 局下至水能开发利用的通盘考虑，相互协调。
　　流经9国的莱茵河有过一段“欧洲下水道”的严重污染历史，一些国家为河流的污染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987年，沿岸国家的环境部长一致通过了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制定的《2000年前莱茵 河行动计划》，莱茵河治理有了突破性的改观。该计划的水环境改善的目标不是简单用若干水质指标来衡量，而是以恢复一个完整的流域生态系统为目的。各国部长共同参与决策，维护共同 的河流利益。
　　贵州广西成立的跨省（区）河流水资源保护与水污染防治协作机制是国内的一种尝试。如何进一步推广河流治理的协作机制，在已有机制上形成更为有效的保护模式是有待纵深探讨的问题。 必须看到，流域治理关系到不同地区的共同利益，这样的治理未必需要设立特定的机构，它取决于对共同命运和资源保护紧迫性的切身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