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中的危险古已有之，但迟至19世纪末，出于相关医学报告的压力，它才得到承认，继而才有了法律上关于“职业病”的认识。
　　马赛，1851年10月。在市长的主持下，一个全新的委员会宣布成立，成员包括来自卫生委员会的两位医生，此外还有矿业部工程师和路桥部工程师各一位。此前，迫于沿河地区居民的压力，他们刚针对菲戈罗亚（Figueroa）化工厂电容器排出的铅、锑、砷废料完成了调研。调查结果为：“关于工厂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影响，在调查过程中，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将其工人与雇员排除在外。因为谁都明白，在这种工厂中工作，工人必然会受疾病的威胁。工人每次进厂时，都很清楚会遭遇哪些风险。尽管所附的医生证明说明菲戈罗亚工厂存在工人罹患铅疾病的问题，但在委员会看来，这些证明的意义并不很大。”
　　所谓的“铅疾病”，其实就是铅中毒，在工业革命时期，这是工人要面对的最大灾难。铅中毒会导致全身水肿、关节疾病、消化困难，对血液、肾脏都有影响。另外，还会造成严重神经损害，甚至导致死亡。
　　工业革命与职业病
　　通过上述案例，我们对19世纪末期的职业病概念有了个直观了解。对于来自工作中，尤其是工业生产工作中的潜在致病性，人们早已有所认识。1700年，意大利医生贝纳迪诺·拉马齐尼（Bernardino Ramazzini）便以拉丁文写成《论手工业者疾病》一书，1822年该书修订并再版。《论手工业者疾病》被译成法文是在1777年，书中揭示了各种工作环境分别导致疾病的过程。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正是工业革命在提升化工产品数量的同时，加剧了工作流程中的致病性，导致了职业病的大规模来袭。
　　但另一方面，却没有哪个部门真正负责监管此事。随着大革命与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相继而至，民众对化学科技进步的信心，普遍超越了对于公共卫生问题的关切。而这种态度也体现在政府法令之中，相关政令自1810年10月15日颁布后，影响效力延续至1917年才告终而那也只是因为越发厉害的工业危害，影响到了工厂周边业主的权益。对于真正劳动的人来说，还需经过一个缓慢的法制演进阶段，才轮到他们有机会发言。
　　在此期间，那些直接暴露于危险中的工人，反倒成了附属者，因为真正引发生产环境整改要求的，是工厂外部环境的危害。但另一方面，工人为求自保，有时候又会与沿河居民发生利益冲突，例如他们会想办法把尘云尽可能从车间排放出去。于是在当时，职业病与环境病在法律层面上是被分开的，哪怕从严格的医学观点上来说，两者原本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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