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专家关心的事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于职业病便视而不见了。在所谓的“工业卫生”领域，那些专家不仅是医生，还包括工程师、药剂师、化学家和毒理学家等分别针对工人的工作条件、患病的工人、工业生产中用到的产品，加强了观察。这些专家在相关的卫生问题决策机关中，本就属于活跃人物(既有全国性的部门，例如工艺及制造顾问委员会；也有省级的，例如公共卫生委员会；此外还有各类学会)。自1829年起，他们借助《公共卫生与法医学年鉴》或是之后的《卫生与卫生政策杂志》等平台展开激辩。经过对拉马齐尼的那套分类方法的补充或是超越，他们发展出一套可称为“横截式”的测量方法，以空气质量、取暖设备、照明情况等为参数，意在改进工人的生产条件。
　　虽说这些行为仅停留在学术层面，但其实与当时社会上关于这一话题的强烈呼声密不可分。多数专家都认同，应该让工人来适应工作，而非反其道而行。但在这个共同基础之上，一方面要关心工人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又不能影响工业生产效率，究竟应该各放多少比重，这方面存在着上千种不同的权衡办法。
　　关于工作中的预防性措施，雇主的态度或多或少取决于他们自身承担的社会角色和家长式身份。但更关键的还是经济利益：雇主是否愿意采取劳防措施，取决于卫生专家是否有能力向他们指出，保护好工人的健康，究竟能给他们带回多少经济利益。19世纪40年代末期，反复遭遇特大事故的铁路公司，终于开始为铁路工人提供医疗服务。既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也是为了能对工人的身体状况做到心里有数。而在巴卡拉水晶工厂，相比那些工作环境危害性更大但却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人来说，雇主更关心的是切割工的健康状况，因为他们的手艺就是工厂的宝贵财富。
　　那么工人自己呢？卫生专家(也包括后来的历史学家)一厢情愿地拿某种男子汉气概作借口，简单地认为，是这种想要硬充好汉的心态，促使工人“自然而然地”忽视了劳动危险，甚至有了劳防措施也对它嗤之以鼻。但事实肯定没有那么简单，对于危险的认识并不是绝对的：就好比现在也是一样，它取决于人们对于危险的敏感程度，而这种敏感性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步的。举例来说，在19世纪由始至终的这一百年间，最初人们担心的也只是气味和疫气，慢慢才推移到了粉尘。即使到了19世纪末，工会已开始向会员普及相关医学知识，这些信息也并非始终都很容易获得往往是意识到了有危险，却依然搞错了危险的来源。
　　而规避危险的可能性经常是很有限的。一旦某个工人采取了劳防措施，却降低了生产效率，那就更没有什么人愿意主动保护自己了，尤其是那些按劳取酬或是拿计件工资的工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从19世纪直到现在，情况其实并无任何好转。
　　还有一种情况，某些职业的危险性其实众所周知，但也正是因为危险，才能拿到“补偿性”的高薪。例如制帽厂的切毛工，他们要顶着汞中毒的风险作业。所以说，这种书面调查从根本上就走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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