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现全国环境战略一盘棋
　　目前，随着东部资源的枯竭，我们又把资源开发的目光投向西部。既然科学已经证明：“人进沙进、人退沙退”，那么尽量减少西部的开发活动，依靠大自然的循环再生能力，我国的生态完全可以得到恢复。因此，我们应当变“西部大开发”为“西部大保护”、“西部大休养”。据专家介绍，如果我们能够给予西部50～60年的休养生息，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使100万平方公里的荒漠变绿洲。
　　既然我国的“环评法”要求所有的项目都必须先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那么，面对涉及大半个中国的“西部大开发”这一超大型项目，是否也应先进行环评？未经环评的西部大开发是否涉嫌违法？
　　西部是我国的水源以及大部分动植物资源的发源地、栖息地。
　　因此，西部环境对于保持全国的生态平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由山区到平原、由上游到下游、最后集中到交通最为便捷的江河入海口的城市化过程。
　　所以说，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也必然是一个“东部化”、“沿海、沿江化”的过程，我们岂能倒行逆施？
　　其实，经历过劳民伤财的“三线建设”、“上山下乡”、“5.7”干校运动的专家学者，对西部大开发的前景早已心知肚明。遗憾的是，这上万亿的学费和千万人的骨肉分离，并不足以使我们警醒。目前，西部地区的高速公路、机场、工厂，几乎都在重蹈三线建设的覆辙。
　　如今，我国西部的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正在遭到前所未有的野蛮开采。在暴利的驱使下，大小老板如蝗虫般地把生态环境已经十分脆弱的西部“折腾”的满目疮痍。西部的大片森林、草原、湿地，正在被工厂、矿山、机场、高速公路所取代。
　　而对新疆、西藏、青海、内蒙等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矿产资源的大规模开采，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而且往往成为民族败类煽动民族仇恨、分裂祖国、制造流血冲突的主要借口。
　　近年来，中国的地质灾害成倍地增加，其中80%发生在西部。因此，把大批石化、钢铁企业以及东部人口集中到一些并不适合发展经济的西部地区，无疑是一种对生态环境、人民安全极不负责的表现。
　　另外，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首先应当“经济全国化”。而我们有些地区，在为获取国家投资的利益驱动下，这也振兴、开发，那也发展、崛起，四面出击，大搞平均主义，显然不符合经济全国化的专业化大分工、显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我们认为，如果进行全国范围的环境影响评价和专业化大分工，应将西部作为世界工厂的“后花园”发展林业抓“生态”；中部作为世界工厂的“食堂”发展农业抓“生活”；东部作为世界工厂的“车间”发展工业抓“生产”，并因地制宜地实行不同的政策和标准，将3000年前按照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封建割据的“小而全”划分的行政区域，改变为按照经济全国化布局、区位优势和市场、环境条件划分的“林业省”、“农业省”和“工业省”，而不能统统都去抓GDP。更不能到青藏高原去发展重工业；到长三角、珠三角去发展畜牧业。
　　实际上，西部经济的落后并非群众改革不积极、干部开放不大胆，而是由市场和自然环境决定的。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已经搞了30年的市场经济，哪里该振兴、哪里该开发、何时腾笼换鸟、发展什么样的科技，都应当“无为而治”——顺应客观规律，由市场、环境说了算，而不能再靠计划经济的行政命令、长官意志。
　　众所周知，西部每年都有数以亿计的人口到东部打工或定居、都有大批企业向东部转移，这些都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如果我们仍然沿用计划经济的传统手段逆市场规律而动，只能得到事与愿违的结局。
　　总之，任何地区的产业布局，都应服从全国总体的战略布局和环境影响评价，都应当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如同北京的水源地密云，必须服从北京的大局，不能搞“密云大开发”，去追求GDP。而东部地区也应当像北京补贴密云那样，对为保护全国生态环境做出牺牲、并为东部提供了清洁的水、空气的西部地区，给予财政补贴。
　　我们从长三角、珠三角的成功实践中不难看出，大量利用国内外的再生资源，比到西部去开发矿产资源，更有利于我国的环境。
　　17世纪，美国的探险家发现了黄石大间歇泉，同时也发现了丰富的黄金等贵金属。这一发现，立即引起当地政府和矿业老板们的极大兴趣。但当时的美国总统清醒地认识到：“环境也是资源”，“不希望看到世界罕见的大间歇泉成为一个积满脏水的矿坑”。经过激烈辩论，国会通过议案，将黄石定为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随后又在中西部地区设立一大批国家公园。两百年过去了，美国人由衷地感谢这位总统。正是这批国家公园，使美国西部的生态环境免受“疯狂淘金时代”的洗劫。这对我们保护已经千疮百孔的西部环境，是否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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