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节能制度体系建设是世界最完善的

　　《中国新时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国工作的，您的工作经历是怎样的？
　　Robert Taylor：大约是三十年前，我就开始在中国工作了。我现在一半时间住在美国，一半时间住在中国。最初，我从父亲那里学习能源。他原本是核能方面的科学家，可后来他对核能感到失望，所以从70年代开始研究可持续能源与气候变化。三十年前，我进入世界银行，从最基层做起，工作了27年，直到三年前退休。我在世界银行一直研究能源平衡，节能等等领域。
　　三十年前，从1982年开始，作为世界银行的工作人员，我开始与中国政府合作，进行能源研究和规划。期间，我参与了很多中国的大型节能项目，比如未来应该如何使用能源，如何节约能源等。
　　《中国新时代》：您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针对中国国情，做了很多关于节能的计划，所有的计划最终都实现了吗？
　　Robert Taylor：一部分实现了，也有一些计划进展缓慢，基本可以算是失败的。
　　我觉得有几个项目计划得非常成功。比如，我曾经代表世界银行与全球环保基金（GEF）和中国政府一起合作中国节能促进项目。这个项目是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共同实施的，旨在提高全国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全球环境、同时促进中国节能机制转换的大型国际合作项目。项目分两期实施，一期以国家层面的体制建设为主，二期以帮助业内公司发展为主。一期主要建立示范性的节能服务公司，在中国示范基于市场经济的合同能源管理机制；以及建立国家节能信息传播中心，完善中国节能信息传播机制。项目二期的主要工作，一是建立节能服务公司的技术支持和运作体制，成立了节能服务产业委员会（EMCA）；二是建立节能服务公司的商业贷款担保资金，实施贷款担保计划，增加获得商业贷款的机会。

　　《中国新时代》：什么样的计划没有成功呢？
　　Robert Taylor：比如供热改革（Heating Reform）计划。这个项目10年前就开始了，但是到现在也没有看到成果。中央政府曾经以为这个项目会进展很快，其实不然。
　　中央下达供热改革的文件，但是很难在基层推进下去。供热改革项目关系到改变供热系统，改变供热方法等等很多方面。供热关系到城市的每一个居民。如果这个大项目出了差池，将会带来一场灾难，所有人都会埋怨。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看，市长只会在这个地方做几年，然后就调去其他地方，为什么要在这短短的几年内冒这么大的险呢。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在全球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美国更是如此。当面对不确定性时，人们会变得紧张，尤其是与政治相关的事情。
　　中国的中央政府的确是很有权力的，但是有限。曾与我一起进行供热改革项目的建设部副部长告诉我，中央政府没有做供热改革的权力，必须由地方政府来做。中央唯一的权力是下达政治命令，督促省市级政府去做，很难强迫他们去做。
　　当项目组到地方政府推进进度时，地方政府都会说这是好计划，我们愿意做，不过一年又一年，还是没有结果。当我跟地方政府官员讨论的时候，他们说“好的，我们也做吧，我们会考虑的”。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就预感到他们大概不会行动。
　　中央政府制定的很多计划都颇具前瞻性，并且中央也很希望能落实下去。计划落地并不容易。地方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去实施。比如，资金短缺，找不到合适的人才，或者还有更迫在眉睫的其他项目要做。

　　《中国新时代》：从低碳方面看，您在中国工作的期间，中国的哪些事情变化了？
　　Robert Taylor：这些年中国对待节能的态度变了，政策和措施都有提升。
　　首先，政治承诺变了。现在各级政府很乐意讨论节能，他们真的关心如何节能。而且，省级政府、市级政府都设立了负责节能的办公室，这表示出中国有信心也有决心推进节能减排事业。
　　其次，工作人员的知识水平提高了。人们比十五年前更聪明，知道的更多。节能领域的学者专家表示希望借鉴先进的国际经验进一步提升自己，他们没意识到，他们的大部分做法已经是非常前沿了，其实他们做得比大部分国家都好了。在很多领域，中国是世界领先的。中国节能方面的政策比较先进。

　　《中国新时代》：中国哪些做法是世界领先的？
　　Robert Taylor：比如，目标设定。很少国家设定了中国这样明确的多层次目标和详细的标准。节能目标不是单一层面的而是多层次的，从低到高，非常详细；节能标准无论横向或是纵向也都比较全面。目标带来压力，压力引起重视，最终促使相关人员采取行动。
　　另外，我很钦佩的一点是，中国的节能制度体系建设是当前世界最完善的。从国家层面，到地方政府都设立节能部门，一层层下来，有组织性，井然有序。中央能把各级节能部门集合起来，然后告诉他们需要做的一、二、三、四项，责权明确。美国或许永远做不到这一点。
　　为了完成目标，中国出台的政策非常有力，比如“一票否决制”。如果不能完成节能目标，主管工业的副市长的政绩考核就面临巨大压力。国家发改委、统计局、环保总局联合制定的“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及考核实施方案和办法”，对各地区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结果经国务院审定后，作为对省级人民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对考核等级未完成的省级人民政府，领导干部不得参加评奖，国家暂停对该地区新建高耗能项目的核准和审批。

　　《中国新时代》：这些方法的作用明显吗？
　　Robert Taylor：回头看看，“十一五”期间设定的节能目标是：到2010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将由2005年的1.2吨标准煤下降到1吨标准煤以下，降低20％左右；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当初我和我的朋友们都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以中国的发展态势来看，单位GDP能耗应该上升，而不是下降，下降这么多更是困难。2006年，“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单位GDP能耗只下降了1.3%，这是最原始报道的数据，后来有修正。无论如何，第一年完成的目标距离整体目标都相差太远，以这个速度下去，根本不可能完成20％的任务。高层领导人们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给基层政府施加压力。施压的结果是让地方政府了解到，这次来真的了。2007年、2008年、2009年期间，每年都有大量的节能项目上马。投资规模大得让人惊讶。整个“十一五”期间节能投资高达8千亿人民币，目标也基本完成。
　　“十二五”规划的财政预算可能超过万亿。“十二五”规划继续将节能减排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约束型指标，提出2015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要比2010年降低16%等节能减排指标。我相信新的目标一定能完成。过去，有的省市政府为了表现自己还主动加码，设定更高的目标。现在可没有人这么干了，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认真的。

　　《中国新时代》：从微观角度看，为什么人们对待节能项目的态度与其他项目不同？节能项目究竟赚钱还是亏钱？
　　Robert Taylor：这是很微妙的。这一点中国和美国的情况相似。工业节能项目赚钱。可惜，全球的老板们都不把节能项目放在整个工厂的生命周期中看，而是与其他项目一样，针对项目的短期收益来看。原因有很多。首先，业内所说的“减少”运营成本，而不是“增加”利润并不吸引人。许多节能项目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可是，它们有助于降低运营成本，却不是增加收入和利润。通常情况下，企业领导人可能更感兴趣的项目是提高收入的方法，比如通过增加产能、研发新产品，或者进入新的市场等。项目计划书中，老板最多给两年的资金回收期。也许节能项目在很多年以后能节约非常多的资金，但是，周期太长了。这是很常见的，绝大部分的企业老板都这样认为。
　　一次，我在能源管理技术培训中见到了一位同学，他是一家大型企业工厂的节能主管。我问他你为什么来上课，他说：“我要找工作，我的工作完全不受到重视。我设计了很多计划，公司全部否决了。”当时，他的公司正在金融危机中苦苦挣扎，可以理解，公司更关心存亡问题而不是未来的能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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