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6日早晨，我正在甘肃省永昌县烈士陵园拍摄一部关于西路军题材的纪录片，突然来了一行参观者，经介绍得知，他们是来自上海西路军的后代，此行是沿着父辈们的足迹，实地感受历史上这悲壮的一页。
　　其中有一位姓邓的女士，向我们展示了她带的一面特制的红旗，上面有老红军、红军后代和红军研究专家等社会各界人士密密麻麻的签名。当她讲到在江西泰和与90多岁高龄的原西路军妇女抗日独立团团长王泉媛相识并时常联系时，我忍不住打断了她的话，询问王妈妈的近况。她告诉我，王妈妈已于今年五月份去逝了，我心中一颤，鼻子一阵发热，肩上的摄像机几乎有点倾斜。
　　在陵园拍摄完之后，告别了邓女士，我们驱车前往高台。看着车窗外不断掠过的祁连山，我又想起了王泉媛…
　　七十三年前，在征战河西的西路军中，有一支1300余人的娘子军队伍――妇女抗日独立团。团长王泉媛在长征路上，经蔡畅等几位大姐的介绍，与王首道相爱了，然而新婚的第二天他们就分别了。妇女独立团在河西一路征战，屡建战功，在西路军失利后撤向祁连山深处时，担任狙击任务时全部覆灭。王泉媛不幸被捕，被押往西宁，后来被迫嫁给马家军驻守永昌的团长马进昌做小老婆，受尽了屈辱和非人的折磨。三年之后，她利用马进昌换防的机会，逃出魔掌，几经转折，找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然而，按照当时一年归来收留，两年归来审查，三年归来不留的规定，她只好又沿着当年长征走过的路，靠乞讨回到了长征的出发地——她的老家江西泰和，解放后成了一个普通的农民。半个多世纪之后，她在北京再次见到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委员长的王首道时，两位古稀老人相对老泪纵横。她被确认应该享受老红军战士待遇时，已76岁。
　　三年前，我为拍摄纪录片《碧血丹心——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永昌》，专程赴江西泰和采访王泉媛。在离闹市区不远的一个小院里，终于见到了这个在屏幕上我已十分熟悉的英雄。在去见老人时，我没有买鲜花，而是在她家附近的一个小店里买了两桶色拉油，我想这对过平常日子的王老来说应该更实用。精神矍铄、神态安详的王老，得知我们来自千里之外的甘肃永昌，钩起了她无尽的回忆。打开话题之后，老人十分健谈，讲起与马匪的战斗，她的脸上充满了刚毅的神色，一边讲，一边还做出有力的手势。当谈到在1936年12月，永昌成立苏维埃红色政权时，老人深情地说：“永昌人民对我们特别好，对革命的热情也非常高。”七十年了，这一辈子永昌留给她的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一边听着老人娓娓的讲述，一边仔细的打量着她布满皱纹的脸庞。尽管已是94岁的高龄，老人依然是那样的清秀。通过70年的风雨沧桑，可以想象，当年那是多么灿烂而漂亮的一张脸。难怪马步芳一见她就想纳为妾，是马步芳的老婆把她认了干女儿，才使马步芳的如意盘算落了空。然而，也正是这个所谓的干女儿的头衔，给她带来了几乎是一辈子的灾难。本来我有许多的问题想问王老，然而，话到嘴边我没有问。她的故事，其实我已烂熟于心，我实在不忍心再去触碰她那颗伤痕累累的心。
　　一个早晨的采访，轻松愉快，我们婉拒了老人留我们共进午餐的邀请。我一向没有要求与采访对象合影的习惯，但这一次和王老告别时，我恳切地请王老能与我们合影留念，她热情的答应了。
　　临别时，王老执意把我们送到大门口，挥手告别，那一幕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中。回到金昌，做完那个系列片，想继续做一个王老个人的专题，我才发现，王老的素材我拍的太少了。我知道，王老已是风烛残年，要拍必须抓紧时间。然而，今天王老已远去，我的拍摄计划成了永远的遗憾。
　　前几天，正当我对永昌拍的西路军的片子进行紧张的后期制作时，金川公司电视台的一位同行打电话，想要我曾经采访过陈鑫的镜头。尽管我并没有听清他是谁，我还是毫不犹豫的答应给了他。因为我觉得，只要我的素材能够起到宣传我采访过的对象的目的，我一定会支持。当然我也顺便问他，为什么不去直接采访呢，他告诉我，陈老2005年就去世了。我的心一颤，又是一个噩耗！
　　接完电话，十年前采访陈鑫先生的情景不断浮现在我的眼前。
　　陈鑫先生也是一位我曾经采访过的深受尊敬和爱戴的专家和长者，退休前他是地矿部的总工程师。生于江苏六合县的陈老，1944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地学系。这位学成于旧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辗转于半个中国，以一个地质学者特有的学识，呕心沥血、勇于实践，领导了内蒙白云鄂博、甘肃镜铁山等大型铁矿的勘探，还培养和带出了一大批新一代的优秀的地质人才。特别是金川铜镍矿的发现，他功不可没。
　　镍，是一种重要的有色金属，因具有极其良好的物理、化学特性，被称为工业维生素，广泛用于国防和民用制造业，是国际公认的战略物资。上个世纪50年代，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被国外视为“贫镍国”。由于西方国家的封锁，从国外进口一吨镍，需要上好的12吨对虾或者75吨小麦。调拨半吨镍，竟要国务院主管副总理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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