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川是云南省昆明市所辖五区之一，拥有人口30.2万人，面积1858.79平方公里。
　　东川所在的小江流域泥石流数量多，且泥石流类型齐全，有“世界泥石流天然博物馆”之称。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之前的近30年间，东川滑坡、泥石流成灾35次，造成人员死亡211人，受伤90人，冲毁农田2693公顷，直接经济损失上亿元。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位于中国泥石流六大分布区的川滇山区，境内的地质主构造为著名的小江深大断裂带，因300余年的伐薪炼铜，泥石流灾害频发，10年前的水土流失面积即占全区国土面积的七成以上。
　　长期以来，作为“建在泥石流沟上”的城市，“天南铜都”依托科研实验的成果，创造了中外闻名的泥石流治理模式，但依然存在巨大的资金投入与工程治理缺口。

　　世界泥石流博物馆
　　乌蒙山上的风依旧凛冽，连日的阴雨却让山下的蒋家沟一改往日的宁静。一场雷电之后，挟沙裹石的山洪从天而降，吞噬着沟底的土地和村舍，很快将大凹子村的村民张洪清从睡梦中惊醒。
　　“我们生产队的一个小伙子，在沟床上捡柴，一个浪过来，就把他打走了。还好一公里外的地方，另一个捡柴的跑过来，才把他救了。”
　　爽朗爱笑的张洪清回忆，2001年8月12日的这场泥石流是他一生中印象最深的一次。张洪清世居蒋家沟。在他爷爷小的时候，还能见小江上的片片帆影。
　　经过20多分钟蜿蜒的盘山道，记者在位于蒋家沟的中科院东川泥石流观测站的大院里，见到了观测站的博士张金山。
　　2004年以来，每年雨季(4月-9月)张金山都要在这里工作：观测径流场土壤水分与水文变化，分析研究各种泥石流活动。
　　“东川所在的小江流域泥石流数量非常多，数得上的就有100多条泥石流沟，而且包括稀性、粘性的，爆发频率高频的、低频的，类型非常齐全。”在张金山看来，正是泥石流爆发频繁、规模巨大、类型齐全的三大特点造就了东川“世界泥石流天然博物馆”的盛名。

　　建在泥石流上的城市
　　在距离东川县城10公里外的洪沙沟，38岁的村民唐发荣回忆，1991年、2008年分别发生了山洪、泥石流。1991年的山洪迫使他把山脚下的房屋搬到了距离山下水坝300米远的村庄里。17年后，他又不得不搬到更远的地方。
　　2008年11月的某个早晨，唐发荣的侄子发现，山下的水坝被泥石流冲出数个大缺口，洪水瞬间向村子奔袭过来。“不到5分钟，全村的百姓都跑了，房子却被埋在七八米高的洪水泥沙里。”
　　“东川的泥石流往往对公路、农田造成不小的危害，但是人员伤亡一直都很少。为什么？因为它经常发，人们的警惕性很高。”张金山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前的30年间，东川滑坡、泥石流成灾35次，造成人员死亡211人，受伤90人，冲毁农田2693公顷，直接经济损失上亿元。此外，根据中科院东川泥石流观测站的观察数据，小江流域140条泥石流冲沟之一的蒋家沟，输沙量从20世纪70年代的360万立方米，增加到20世纪80-90年代的600万立方米。小江河道因泥石流冲击而每年淤积的泥沙达4200多万吨，注入金沙江的近2000万吨。
　　“整个东川，实际就是建立在泥石流沟上的城市。”张金山说。

　　千年铜都的生态浩劫
　　东川，云南昆明最北的市辖区，位于中国泥石流六大分布区的川滇山区，人口30.2万人，面积1858.79平方公里，根据2000年云南省水土流失遥感调查，东川水土流失面积达1309.56平方公里，占当地面积的70%以上。
　　当地书籍记载，著名的小江深大断裂带是东川境内的地质主构造带，“南北沟谷深切，东西高山对峙，构造的发展受到限制，重力和应力异常致使挤压剧烈，岩层破碎，形成脆弱的地壳地带”，为东川的地质灾害埋下了祸根。
　　然而，这样地质生态极度脆弱的地区却有长达2000多年的铜矿开发史。史料记载，清乾隆年间，云南一省铜矿产量占全国产量的82%，而云南铜矿的75%又产自东川。
　　“炼1吨铜需要10吨木炭，烧10吨木炭需要100吨木材”，东川史研究者刘锦东认为，清朝以来，长期伐薪烧炭导致生态失衡严重。一份东川区水务局提供的书面材料也指出：东川铜矿的开发与利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扰动巨大，造成许多环境地质问题，如地面塌陷、山体滑坡、地下水突涌、植被破坏和弃渣堆放不合理形成矿山泥石流等。
　　如今，在东川县城通往中科院泥石流观测站的20多公里山路上，依然会看到一座座冒着浓烟的铜矿冶炼厂和一沟沟埋没良田的黑色矿渣。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自2003年成为“中国唯一的零税区”后，东川开始大量招商引资，对企业实行免税退税等优惠政策，污染严重的矿产开发企业有增无减。
　　“300年的掠夺性开采掏空了山体，堆积了矿渣，又没有得到治理，泥石流的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志芬认为，小江流域频繁的泥石流灾害有地质、气候、土壤等自然方面的原因，更有过度的矿业开发以及由此引发的畸形的人口膨胀、土地利用、城镇发展等人文因素。
　　有研究称，伐薪炼铜带给东川的是长达300年的生态浩劫，而东川的现代泥石流也正发育于300多年前，1855年大桥河泥石流的爆发拉开了东川近代泥石流的序幕。此后小江终于一改千年的温驯，挟沙裹石、毁房掠地，狂暴地扑向金沙江，开始了流患百年的历史，直至成为泥石流灾害的世界级标本。

　　东川模式面临资金缺口
　　张金山介绍， 东川泥石流观测站始建于1961年，1988年成为中国科学院重点野外观测研究站，并对国内外实施开放研究，在“泥石流运动学与动力学、泥石流发育对气候系统变化的响应、泥石流灾害预测与防治工程”等方面，取得了国际同行所认同的领先水平。
　　“1981年我们建的观测楼还是很高的，但现在泥石流已经淤积了十几米。”张金山指着倒在蒋家沟沙滩上的1号观测楼，告诉早报记者，“那是2008年倒下的，幸好2003年我们就废弃了。”
　　在他的印象中，2002年以后，蒋家沟泥石流的规模要小得多，小得构不成“灾害”。这主要得益于强降雨的骤然减少。
　　泥石流的减少，还使张洪清和他的邻居重新回到先辈居住过的地方，在泥石流沟的边缘地带不断开出小块的农田，维持着全家人的生计。“我们看到有大片的平地，都是泥石流堆积扇，很多县城、村庄都建立在泥石流堆积扇上。这个堆积扇本来就是泥石流形成的，只不过后来因为爆发规模和频率降低了，逐渐地人开始在这里住着。但是频率低不代表不发，有可能一两百年才爆发一次，一旦爆发，危害就大了。”
　　张金山说，作为学者，他的职责主要有三条：一，提醒政府，那些“特别危险的地方”不能再住人了。二，另外一些地方，“我们要做一些工程防治，减小泥石流规模，或者直接拦住大块的固体物质”。三，通过降雨监测预警，“在泥石流爆发前让大家赶快逃命”。
　　在政府方面，为了有效整治辖区内严重的泥石流灾害，东川于1975年成立了“小江整治办公室”，并于1984年成立了“东川泥石流防治研究所”，负责对辖区内泥石流防治项目进行勘测、设计和施工管理。
　　依托张金山们的科研成果和调查数据，东川先后在大桥河、黑水河等地修建拦砂坝、固床坝、谷坊、截流沟、护岸堤、防护林等工程，形成了所谓“稳、排、拦”的泥石流工程治理的“东川模式”。
　　2000年3月，以此模式进行的“大桥河小流域治理”被国家水利部和财政部命名为“全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示范小流域”。
　　但是，“目前水土流失和泥石流治理的工程举措和规模远远不足，水土流失防治资金缺口较大”，使得东川泥防所原所长、东川水务局水土办主任王军一筹莫展。他介绍，资金不足还使一些“已建工程得不到进一步的正常维修、巩固”。
　　“今后防治工作的重点及远景规划，首先是城市后山和小江中游河谷两岸30多条泥石流沟的进一步治理和维修巩固，还需要至少2亿元治理资金。”王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