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责性和奖励性应该兼顾
　　全国人大代表梁维特说，在整个《环境保护法》里面，我看到大部分条款都是权责性的条款。其实在环保工作上，权责性和奖励性必须要同时出现，要兼顾两方面的工作。我们能不能考虑设立一些地方性的环保工作业绩表现的评价机制，像五年计划一样设立一些约束性指标、预计性指标的达标制度，来鼓励地方政府以及有关企业。《环境保护法》应不仅是考虑怎么处罚，还要有奖励制度，才能做到奖惩并举。
　　追究刑责有关规定落后于“两高”司法解释
　　万鄂湘副委员长说，第30条第2款是跟第50条处罚相连接的，但是第30条只是用了“严禁”两个字，严禁的行为就是偷排。如果违反了第30条应该受到什么处罚，第50条中规定构成犯罪才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按行政处罚。这已经落后于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有关污染环境行为犯的规定了。《解释》中规定，偷排行为不需要查结果，行为犯直接入罪。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偷排了，不管污染多少，污染一滴水都构成犯罪。所以，第30条、第50条应该按照《解释》的规定直接入罪，不要再有行政处罚的选择了。
　　第48条对公益诉讼的规定中还缺少一环，不仅仅在民事诉讼中要有公益诉讼的概念，在行政诉讼中也要有公益诉讼的概念，就是针对环境执法机关的不作为或者滥作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什么叫不作为？比如让你查处你不去查处，或者受制于高一级的领导机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像这种行为就是行政机关的不作为，可以以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请公益诉讼。什么是滥作为？收了排污费，不用于治理污染，就是滥作为。还有一些环境信息不公开，比如空气和土壤污染的指标、水污染的指标，应该作为公开的指标没有公开，甚至公布假指标，都是滥作为的行为。如果有老百姓或者公益组织盯着这些部门和机关，将使他们不敢滥作为，有利于他们行使职权，更有利于环境保护。
　　这里有一个技术问题，就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已经规定了民事公益诉讼以后，再在《环境保护法》中加上公益诉讼是理所应当的。是否要等到《行政诉讼法》也把公益诉讼制度加进去以后，再修改《环境保护法》？我认为这样是衔接不上的，我们的特别法可以优于普通法，可以先在《环境保护法》中做出规定，再回头修改《行政诉讼法》。如果这方面已经成熟的话，可以把这个制度加进去。
　　经济社会活动应服从于环保优先原则
　　陈蔚文委员说，政府在GDP和污染矛盾中的选择是很重要的。我们是以政府为主导，如果政府选择了环保优先或者态度很端正就可以解决问题，相反，如果政府不重视就会造成严重的污染。企事业单位的污染和排放，是以经济利益为驱动，不择手段，和政府捉迷藏。但是政府在审批过程中，在利益博弈过程中，GDP和环境的矛盾中选择哪个？
　　修改稿里把企事业单位作为污染的主体我觉得不全面、不客观。城市居民的生活污水对城市河流的污染、垃圾的面源污染是很严重的，政府对生活污水、公共垃圾处理设施的投入有多少？收效如何？现在整个趋势还是GDP为上，急功近利。
　　修改稿里面加强了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监督和考核，但是这基本上属于内部的制约。政府对GDP和环境污染的选择谁去监督？陈蔚文建议在总则里面明确环保至上，不单是就环保谈环保，要站在更高的高度，环保应该优于一切，所有经济社会活动应该服从于环保优先原则，否则就刹不住。目前中国这方面已经没有退路了。关于监督问题，靠政府自己监督自己，规章制度有很多了，中央出了很多文件，但是效果不明显，建议在法律中加强公众监督的机制。因为不少污染项目是群众强烈反映后政府采纳群众意见合理解决的。建议建立公众依法监督环境污染、对当地环境状况表达意见的机制，要发挥人大、政协的监督作用，建立各级人大对环保的问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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