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谁发明了“产能过剩”这个标签，特别地好使。没有具体定义，没有公认标准，但是一提起来，大家都可以义愤填膺，欲除之而后快，觉着特过瘾。
　　抑制产能过剩从2003年第一次成为宏观部门的调控关键词。当年3亿吨产能的钢铁行业被认定为产能过剩的“首犯”，但到2012年钢铁产能已经发展到9亿吨规模，且仍在不断上升当中。
　　回头看，显然一开始，政府管理部门严重低估了市场需求增长，低估了全国基础建设的宏大规模。其后，钢铁、焦炭、电解铝等产品价格一路飙升，正是供求关系失衡使然。而在一轮总需求上升周期的起点，政府部门就认定钢铁业存在大范围严重产能过剩的判断显然是失误。
　　随后，针对产品供应端的调控手段屡屡升级，从最初在数量方面，后从供地、融资、核准、清查项目发展到查处重大案例等各个方面，范围也扩大到汽车、造船等更多行业。压制供应端的这类调控举措，也成为后来房地产调控的主要思路。以“市场失灵”解释“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则是上述政策的理论依据。
　　十年间，为防止过度竞争、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政府部门在一些重要竞争性行业实施限制进入和限制竞争的政策。与此同时，对于需要切实控制的需求端，相关部门却大肆放水，发行天量货币，广义货币（M2）突破百万亿元关口，基建投资几何倍数膨胀。政府用有形之手，一打一拉，让老百姓无端承受了高昂的代价。
　　当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的措施成为政策重点时，市场信号已经失真。企业想要赚快钱，地方政府也从中获利。当每个地方都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中央政府遏制行业整体过剩的改革措施都会难以落到实处。
　　这种政策模式下，赚快钱的民营企业身负“原罪”，企业家精神往往也在过程中被大量消耗折损，成为权商。而国营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也大大降低，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阻碍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不利于行业乃至国民经济整体效率提高。
　　如今，政府主导的投资需求面临调整，社会总需求出现压缩。除了钢铁、焦炭等所谓传统过剩产能行业外，包括光伏在内的新兴产业也都出现价格大幅调整，开工率严重不足的情况，连手机游戏这种前卫高端的项目上都是人头攒动，泡沫严重。可见，随便向一个行业贴上一个“产能过剩”的标签，妄图用行政手段，实现理想中的供需平衡，是多么荒谬的一件事情。
　　新一届政府上台后，经济结构着力点转换到调整经济结构上来。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调整结构的措施，统筹施策，精准发力。当前，调整产业结构最关键的是政府必须尊重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加强建设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决策者应该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以市场无形之手，彻底取消对某个行业画上“产能过剩”标签的简单粗暴做法，充分发挥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让市场中的企业具有更强烈的动机去提高生产效率，也使得资源和市场份额逐渐向高效率企业集中，而这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