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我国大部分土壤存在重金属污染问题”的消息在微博、微信上广为传播。按照该消息的说法，我国土壤质量问题十分严重，导致种植的农产品，特别是大米也普遍存在重金属超标的问题。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去年沸沸扬扬的“镉大米”事件。
　　我国土壤的重金属污染问题是否真如网上说的那么严重？我们该如何理性看待土壤重金属残留？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北京）主任、北京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王纪华研究员。
　　去年的“镉大米”事件让大众开始关注土壤中的重金属。而国内外科学家早在数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对土壤污染问题的研究。王纪华表示，通常情况下，一些重金属，例如铜、锌等是人类健康的必需元素；但由于人为活动而造成的外源化学物质影响，有可能造成土壤—植物系统中重金属含量升高，超过一定的负载容量时，才可称为重金属污染。
　　通常，土壤中重金属污染主要有3个来源：一是工业废水、废渣、废气的随意排放；二是生活垃圾，特别是节能灯、电池的随意扔弃；三是汽车尾气大量聚集。“从客观上说，土壤污染问题是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的问题。有色金属之乡当前显现出的环境污染问题属于旧账新还。不光是中国，发达国家在工业快速发展的阶段也不同程度存在同类问题。”
　　王纪华认为，当前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形势严峻，但他直言，情况没有网上传得那么严重，而且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很大的不平衡性。以北京为例，他们曾做过一次涉及7000多个样本的检测，大田（普通农田）的重金属超标率为1.8%，设施农业（温室大棚）的重金属超标率为7.5%。“设施农业超标率偏高与肥料高投入有关，一方面有的劣质化肥中含有重金属，另一方面是因为劣质有机肥如鸡粪中的重金属含量偏高，而这又与鸡饲料中违规添加重金属密切相关。”
　　2012年，农业部印发了方案，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普查及监测预警、治理修复和禁产区划分工作。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虽然湖南等地的土壤重金属污染情况比较严重，但总体来说，重金属含量超标的土壤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远未达到“大部分”的比例。
　　王纪华告诉记者，无论谈论农药残留还是重金属含量问题，都应明确“检出”与“超标”的本质区别。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为了保障农产品总量需求，投入一定的化肥农药是必需的，而且随着仪器分析水平的提高，在土壤中“检出”重金属不足为怪，关键是要关注重金属含量累积的趋势，分析来源，加强肥料质量管理，严控“超标”。目前我国对于土壤重金属的限量标准完全与国际接轨。也就是说，虽然我国的农业品生产能力和供给水平尚处在发展中国家，但相关标准是向发达国家看齐的。他透露，目前我国的土壤重金属限量标准预留了很大的空间，这也为农产品质量再加了一道“安全锁”。
　　那么，对于确实存在重金属污染的土壤，我们该怎么做呢？是全面禁产还是抓紧治理？王纪华认为，仅仅以土壤中重金属含量来机械评价土壤质量是不准确的。应该根据土壤综合指标，因地制宜地采取结构调整、修复治理等不同应对措施。
　　例如，在实际检测中经常发现，重金属超标的土壤种出来的农作物重金属不超标，而土壤重金属不超标而种出的农作物反倒重金属超标。这主要与作物对重金属的吸收能力以及土壤的酸碱性有关。实验证明，南方酸性土壤加之种植的籼稻，远比北方种植的粳稻更容易吸收土壤中重金属。这也提示我们，根据土壤现状科学地改善土壤条件和调整作物结构的必要性。以日本为例，该国许多火山灰土壤本身重金属含量就偏高，因此该国已开始重视重金属吸收率低的新品种筛选。
　　与此同时，王纪华建议，治理工作也应考虑成本因素等分级分类进行。“虽然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治理办法和经验，但成本很高、花费的时间也很长，应把治理的重点放在轻度和中度污染的区域。因此，应当根据污染的严重程度，分别采取调整作物结构、休耕和修复治理，比如尽量种植对重金属吸收率较低的农产品或改种其他非食用农产品。”
　　王纪华对于土壤污染的治理充满了信心。他表示，比起治理手段来说，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政府是否作为更为关键。“无论是土壤重金属污染还是其他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都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可怕。关键是科学家要做好风险评估，政府部门要做好风险管理，媒体和大众要做好风险交流，大家各司其职，把风险置于可控范围内，就一定能把问题解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