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联储决定将月度购债规模由先前的850亿美元降至550亿美元。如果一切顺利，预计2014年内可以将美联储购债规模缩减到零，并在2015年开始逐步加息，直到利率达到合理水平，完全实现向常规货币政策的回归。美联储是全球流动性最重要的供应者，美国退出量宽，意味着全球货币政策的重大改变，势必会对世界经济发展与商品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也应当相应抉择。
首先，美国退出量宽引发“热钱”出境。前段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大量释放流动性，致使巨额资金流向发展中国家，中国首当其冲。大量“热钱”入境，刺激人民币过快升值，搅动资产泡沫，对于中国经济平稳增长而言，无疑弊大于利。因此，美联储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引发风险偏好改变，前期所涌入中国大陆的“热钱”大量离境，对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将是一件好事。笔者认为，央行可利用美联储退出货币宽松的时机，考虑适度降息，逐步与发达国家低利率水平接近，最大限度消除内外利差，促使“热钱”出境。这样一来还可以降低国内企业资金使用成本。
其次，顺势推动人民币贬值。境外“热钱”涌入太多，致使人民币过快升值，仅2013年累计升值幅度就高达3%，远超2012年1%的升幅。人民币的快速升值，又加大了“热钱”入境的获利预期，如此恶性循环。如果“热钱”大量出境，正好可以纾缓人民币升值压力，顺势推动人民币适度贬值。这将有利于提高中国制造出口竞争能力，更多承接世界经济复苏所带来的好处，增添中国经济增长新动。
再次，适度调降存款准备金率。“热钱”大量入境，迫使央行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如此之高的存款准备金率，致使大量资金被冻结央行而闲置不用，还要支付巨额利息成本。随着美国货币政策的转变，正好可以操作转向，包括存准率也应向正常水平回归。
第四，适时出台新的稳增长举措。2014年一季度，中国主要经济数据指标显露疲弱迹象，创下历史新低。据统计，今年前2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8.6%，创2009年4月以来新低；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17.9%，创2002年12月以来新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1.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8%，也呈回落态势；而2月份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2.0%，降幅创6个月新高。为此需要决策部门适时出台新的稳增长举措，而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释放资金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则有利于缓解企业资金紧张局面，助力中国经济增长。
第五，缩减外汇储备规模。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应当适度，并非越多越好。不可否认，现阶段中国外汇储备过多，大大超出了实际需求，并引发了持续性损失。应乘机部分卖出美元与美元债券，缩减过大的外汇储备规模，尤其是美元资产储备规模，并且相应收回人民币外汇占款，减轻过多货币供应对于物价上涨的推动。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决策部门宏观调控空间将会显著增大。
最后，乘机扩充资源产品储备。中国是一个大宗商品重要消费国与进口国。许多大宗商品，如原油、矿石、大豆等，其进口依存度已经达到50%，有的甚至在7成以上。从中长趋势来看，我们正在进入史无前例的新型城镇化时期，同时还需要开展大规模的环境保护，偿还历史欠账。今后数百亿平方米农村住房向城市住房的转换，快速物流、客流通道对于以往普通道路的取代，农、牧、林土地集约化导致大型农业机械的普遍使用，以及世界最大规模的环保设施建设，都会使未来中国的能源、矿石、金属等资源产品需求数量规模巨大。譬如中国粗钢需求峰值将会达到12亿吨，届时与之匹配的高品位进口铁矿石需求量亦会达到15亿吨，比2013年的8亿吨进口规模还要增长50%。因此，我们要利用今后大宗商品价格相对低迷的有利时机，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环保设施建设，尽可能地降低中国经济建设成本。与此同时，还要趁机建立我们的一些资源产品储备，将部分货币、债券储备，适度转化为黄金、有色金属、矿石、原油等实物储备，满足未来中国经济建设的材料需求，为今后人民币国际化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