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铜墨盒的历史不长，如果我们从清道光元年算起，到现在只有180余年历史。而从清同治元年算起，刻铜墨盒至今只有140年历史，实际上，早在上世纪40年代末，墨盒便已经消沉。因此，刻铜墨盒的真正繁荣期只有90年，在这90年中，有两次前后衔接的刻铜艺术昌盛期，那就是以陈寅生为代表的清同光时期，时间长达约50年。其后为以张氏同古堂为代表的民国时期，时间几达40年之久。
　　刻铜源自錾花，錾刻之艺早已有之，西周“三年(疒兴)壶”上錾刻有精致线条，战国之“妾子(次虫)圆壶”的腹部两道弦纹间刻有59行182字铭文，錾刻技艺已相当成熟。唐宋时代的金银器皿上錾花更趋于精细，以上种种均系铸造、碾拓工艺之辅助工艺，錾刻未成为独立艺术品种。至明清时期，錾刻日臻成熟，刀刻如写，始独立成为刻铜艺术。至陈寅生首次将此艺施于墨盒，其“盖上或镌篆楷，或镂花木，字有作蝇头楷者，如兰亭序，如柏庐家训。”(引《光绪顺天府志》)方寸之间，无不精妙。
　　旧藏“戊子”款(光绪十四年)楷书墨盒一件，底打有“万丰”钢印。此件作品，可作为鉴定真赝寅生墨盒之依据。陈寅生当时不仅为自己的万丰斋刻墨盒，亦代松竹斋(包括之后的荣宝斋)、清秘阁等南纸店、墨盒店刻铜。熟知陈之书法刀法，则无需凭其姓名款认定真伪，无款者不一定不是陈的作品，有款者未必是陈的作品(时人多有仿冒寅生款者)。
　　陈寅生所以成为清代刻铜代表人物，盛极同光时期，是因其自身文化素养较高，使刀如笔，明书之法理，锋回转折一如纸上挥洒，行云流水，无一丝勉强之处，其艺之高，声播海内外。凡知刻铜者，必知陈寅生，致使后人称“他所刻的墨盒可以和陈曼生壶并传”、“成为清代刻铜艺术珍品，亦属珍贵文物”。《北京繁昌记》把北京刻铜墨盒、南昌象眼竹细工、湖南刺绣并称为“中国之三大名物”。
　　同光时期的著名刻铜者还有韩子固、竹庵、濮又翎、陆子康等人。应提及的是，在刻铜实践中，达官贵人、文人墨客逐步参与，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与艺术修养，刻铜墨盒的表现力与声誉得以提升。旧藏的同治状元书法家陆润庠亲笔书赠友人的白铜墨盒，便是术家与刻家共同完成的佳作。这点在其后的民国时期有了更好的发展。
　　民国初期产生了以张樾丞、张寿臣(臣亦作丞)为代表的一代刻铜大家。
　　据现仍健在的樾丞之子幼丞先生见告，其父生于1883年，殁于1961年。先生系河北新河县人，14岁进京，曾就艺于益元斋、来薰阁、明远阁等，民国元年独资在琉璃厂西街路南开设了同古堂。张寿臣系樾丞之堂弟，刻铜技艺二人难分伯仲。张氏刻铜在技法上创造了如同竹刻的沙底留青阳刻法，又因与时贤如严复、杨守敬、傅增湘、陈师曾、姚华、吴湖帆、金北楼、袁寒云、齐白石、张伯英、陈半丁等先生有很多交谊，故其墨盒大量采用这些名家画稿，艺术品位之高，使当时的文人墨客即视为文房雅品而珍爱之。张氏作品或署名款，或不署名款，大多在盒底打有“北京同古堂”钢印。
　　张樾丞尤善治印，曾有《士一居印存》于民国二十四年出版。孙殿起称张氏一门篆刻“钝刀浅刻轻轻拓，铁线文成细细栏”。伦哲如将张氏与明人米紫来并称“那知麟凤希为贵，三百年来两紫来”。张寿臣则将更多精力放在刻铜上，《湖社月刊》、《旧都文物略》等书刊上多印有张寿臣刻铜作品。
　　张氏刻铜作品印有旧拓片一册，其中有墨盒37方，镇尺两对，书画稿均出自袁寒云、陈师曾、姚华、章浩如之手。袁书法苍劲，陈画小品淡远，寿臣刻来一一能表达出原作风格，是为《北平旅行指南》称其“仿名人书画精妙人神”。
　　近年出版之《陈师曾画铜》、《莲花庵写铜》中所载墨盒拓片，亦多有张氏同古堂作品。
　　清代同光时代是第一个刻铜墨盒的辉煌期，民初到上世纪40年代末是第二个辉煌期，此后墨盒实用价值日渐被新型文具取代，刻铜墨盒几近消亡。
　　民国时除张氏外，尚有不少刻铜高手，如孙华堂、松泉、魏长青、徐焕荣、李文新及王景华等人。惜少有留下详细事迹者，还有更多的是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但收藏者手中实物却留下了他们精美的作品。如周肇祥家人鹤侣所用墨盒，上刻苏东坡《前赤壁赋》全文，连上下款共558个蝇头小字，精工可爱。又云南王竹村(九龄，曾任全国教育总长)之《朱子家训》墨盒，亦刻工楷500余字，盒底为“宝源”印记，十分精彩。又荣宝斋所制《爱莲说》白铜墨盒，面刻花卉一圈，中刻爱莲说全文，字画均精，如此等，诸多实物留下了一时盛况鸿爪。退出历史舞台的刻铜墨盒，近十年来被一些收藏者青睐，这不仅因为它曾经造就过许多刻铜高手，还因为墨盒本身具有的深厚文化内涵。与墨盒存在同样长的那段时间里，几乎所有识字的人都要用它，人因物用，物因人贵。遗留下来的墨盒可发掘出许多故事、人情、友谊、政治、爱情等，包涵内容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