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墓出土铜编钟

扬州铜器1

扬州铜器2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论，扬州的铜器制作技艺，其丰富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并不逊于扬州的玉雕和漆器。不久前，在扬州相关非遗专家以及单位的指 点与支持下，笔者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查找、对扬州相关老艺人、老作坊的走访，对扬州铜器制作技艺进行了一次较为深入的调研，初步理清了扬州铜器制作技艺的生 成、演化与发展的脉络。

　　秦汉

　　凿山铸铜，富甲一方

　　1959年，在扬州仪征破山口西周早期遗址中发掘出了青铜斧、青铜镰等农具，这些铜器的发现说明了早在商周时期，扬州的先民已经掌握了青铜铸造工艺。

　　及至秦汉，由于用铁器制造的农具和兵器比青铜更具坚韧性，于是此时铜器的铸造向着轻便精致和实用发展，从此期墓葬的出土情况来看，这一时期的铜质生活用具明显增多。

　　《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高祖“乃立濞于沛为吴王， 王三郡五十三城。”吴王刘濞凭借着境内丰富的矿藏资源，倡导“官工业”(即冶炼和盐业)，集天下能工巧 匠于广陵，参与铸铜。明代官修地理总志《明一统志》中亦载，“扬州大铜山在府城西北七十二公里，又有小铜山在仪真县西北二十里，皆吴王濞铸铜之地。”

　　刘濞利用广陵国的铜矿资源铸钱和铜器，广陵成为当时的铜器制造基地之一。刘濞后因谋反而亡，究其谋反原因史学家各有各的观点，但他利用封邑内的铜矿资源为其 日后的谋反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却是事实。刘濞“凿山铸铜，煮海为盐”，使其时扬州富甲一方。在扬州汉、唐、清三度兴盛中，“铜”、“盐”作用重大。

　　除了钱币外，在汉代铜器中，数铜镜铸造最多。汉代铜镜种类丰富、纹饰精美，独具特色。此时，铜镜背面的纹饰表现主题大多是自然、天象和祈愿。镜背面的铭文也 可分为两类，即表示相思之情的文字与祝福购买者的吉祥语。东汉时期的铜镜工艺纹饰更加流畅传神，雕刻工艺由浅浮雕向高浮雕发展，舒朗明快的布局给人以舒展 之感。器用造型洗练，重在实用，反映出一种敦厚质朴的美。

　　从如今扬州及各县市的馆藏数量和民间收藏的规模上，也能够看出汉代扬州铜器制作中以钱币和铜镜为多的这个特点。

　　隋唐

　　江心铜镜，千古传奇

　　隋朝炀帝开挖大运河，给扬州的手工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13年，扬州西湖镇曹庄的隋炀帝墓葬中出土的鎏金铜铺首、鎏金铜灯、铜编钟、编磬等铜器，形制规范、装饰华丽、做工精致，见证了隋朝制铜工艺的高水准。

　　编钟、编磬在隋唐时期为宫廷乐器，《隋书·音乐志下》曰：“二曰编钟，小钟也，各应律吕，大小以次，编而悬之，上下皆八，合十六钟，悬於一簨虡。”隋炀帝墓中的铜编钟、编磬还是目前国内出土的唯一隋唐时期的响铜乐器实物，填补了音乐考古史上的一项空白。

　　唐代扬州作为铜镜生产的重要基地，其中最精致的当数专为进贡皇帝而加工的江心镜，又称“百炼镜”。《旧唐书·德宗纪》载，“扬州每年贡端午日江心所铸镜，谓 江心镜。”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百炼镜》中云：“百炼镜熔范非常规，日辰处所灵且袛，江心波上舟中铸，五月五日午时……”对江心镜的铸造时间和地点做了记 录。为什么会选在五月五日午时？有专家认为，此时江水的含沙量最为细腻。也有收藏家认为，这是古人的一种认识，五月五日午时是阴阳八卦中所说的阳盛之极 端，又称火月火日火时，是古人冶炼金属选择的良辰吉时。还有学者认为，现代冶炼技术表明，五月五日午时实际上并不利于铸镜，这只是当时冶炼家讲求阴阳五行 思想的一种体现。笔者以为，古人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有别于现代，至今有诸多手工绝技无法破解，“江心镜”亦为一例。

　　唐代铜镜无论从形制到纹饰，都呈现出与汉镜不一样的风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其铸造工艺更加精细，纹饰新颖活泼，生活气息浓郁。形制上除传统的圆形外，还出现了葵花 形、菱花形、亚字形等。图案上，从汉镜的神秘抽象，比如西王母、东王宫等图案纹饰，逐渐向写实过渡。瑞兽葡萄镜是扬州出土唐镜的代表作，许多学者认为其是 东西方文明的一个结晶。唐代文化包容、自信、开放，与西域联系紧密，在吸纳了大量的波斯、西亚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唐代工艺制作技艺的大突破。

　　宋元明清

　　实用铜器，雅俗共赏

　　宋元遗存的扬州铜器制品不多，这一时期的铜器，形制主要沿袭唐代，配方逐渐向现代的黄铜过渡，大量增加了冶炼精纯的铜，减少了锡的用量。

　　明清时期扬州的铜器制作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民间制作铜器。由于民营和家庭手工业的兴盛，民间的铜器制作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性，出现了种类多样的铜器制品。大致 可分为装饰铜鉴、祭祀用品、生活器具和铜质艺术品四类。其中，生活器具又可分为日用、炊具、家具、建筑、乐器、武器等六类。

　　制作的器具不同，其用料和制造工艺也不尽相同。如铜勺、锅铲，多用黄铜，门头兽环用青铜，铜火烟壶用的则是白铜，工艺却都是浇铸工艺，而铜旋子和紫金钵用的则是锻打工艺。上述生活铜器，目前在扬州还有家庭在用。

　　另 一条是各种文房用铜器，如做工精巧的镇纸、砚盒、笔架等。其时，以盐业为中心的扬州社会商品经济繁荣，南北文化在此交汇，吸引了大量文人墨客的到来。《扬州画舫录》有证：“怀才抱艺者莫不寓居于此，四方贤士大夫无不至此。”扬州的盐商为了斗富或附庸风雅，在广泛结交文人墨客、收藏字画、刊刻贮藏图书，积极 推崇精致文化的同时，他们也效仿文人的生活方式，在所用器具上皆刻诗词、书画以彰显自身的品位。清代中期至民国年间，扬州所铸的铜器无不造型奇特、做工精 美。笔者曾在扬州藏家中见一墨盒，整体呈心形，盖上用几笔线条勾勒出美女掬水的造型。画面简洁、构想精巧，体现出浓浓的文人气息。文人铜器将原本属于铜器 制作的单门独技拓展为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品，使用和欣赏同步，奇趣无限，极大提升了明清时期扬州铜器的文化品位，这也是明清扬州铜器独具 一格的重要原因。

　　近现代

　　一度繁盛，今已衰微

　　清乾隆后，扬州出现了一条聚集众多制作铜 器作坊的街巷——打铜巷，其位于多子街(即今广陵路)通往湾子街的一段街上，铜器作坊一家挨着一家，从早到晚都可以听到节奏明快的敲打声。关于打铜巷，至 今还流传着一首童谣，形象地诉说了打铜巷热闹繁忙的打铜生活：打铜巷，打铜巷，一天到晚响叮当。打个锅铲去炒饭，打个铜勺去舀汤；打个铜牌去算命，打个铜 锣去换糖；打个香炉去敬佛，打个金锁保安康。叮当响，叮当响，你打我打实在忙；打的太阳向西去，打的星光伴月亮。

　　这条打铜巷，至今 仍然存在。笔者通过实地调查，先后找到了打铜巷“许源茂铜锡号”的后人、埂子街“徐恒泰号铜饰店”和皮市街“殷祥盛铜器店”的传承人。听他们讲述当年爷爷 辈的匠人们在打铜巷打铜时的情形，仿佛看到当年他们忙碌的身影。笔者在扬州市档案局查找到的20世纪50年代扬州五金联合会的资料中，在近40多家铜器制 作铺子的申请书中，就包括“许源茂”传承人许文斌的申请书。

　　随着时代的发展，扬州的铜器制作技艺进入了衰微期，纯铜器皿逐渐被合金或其他材质的制品替代。另外，制作工艺的改进和人们审美价值观念的嬗变，使得铜器制品的需求量变小，打铜业的辛苦和收入的低微，导致许多铜匠转行，扬州的铜器制作技艺在当下面临失传的局面。

　　铜器制作产业虽呈濒危状态，但仍有零星作坊和制作艺人在坚守。事实上，古铜器的造型和许多冶炼、锤打的技艺或转化或融入到了其他传统技艺之中，仍然被人们广泛运用着，这也需要我们去进一步地调查与发现。

　　无论当下的扬州铜器制作技艺发展如何，人们都不应该将其遗忘。扬州铜器在一定时期内，以其独特的工艺技术、灵动的造型手法和高雅的文人气息代表了中国铜器制 作的最高境界。1993年，邗江区杨庙仓颉古铜器工艺厂生产的铜编钟曾被作为礼品赠送给外国元首，受到好评的同时被陈列在美国亚洲艺术博物馆。在这里，铜编钟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其价值远远超出使用价值本身。在新时代里，新的观念赋予铜器新的含义。笔者以为，对扬州铜器制作技艺的抢救与保护已是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