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要做的就是做民营做不到的事。此时最有必要的，是建设好分类运输设施，包括购买一批符合垃圾市场需求的垃圾分类运输车。夸日本人垃圾分类做得细，首要原因是他们垃圾分类运输设施做得好；台北最近垃圾减量迅速，以至于建好的垃圾焚烧厂无垃圾可烧，就是因为垃圾分类设施服务得周到；说美国人垃圾分类意识强，那是因为当地“公众使用”的垃圾分类运输排班表让人一目了然、心知肚明。
　　每天都有不同的垃圾车来到居民小区拉不同类别的垃圾，做到这样的水平，“分类运输”还远远不够。最难的分类运输是“餐厨垃圾收集车”的精细化和周到化服务，必须保证居民每天产生的餐厨垃圾都有车来专门收走。餐厨垃圾大体有两种，一种是油脂丰富的，一种是水分丰富的。水分丰富的可做有机肥，应由专门的车拉走拿去发酵做肥。而油腻的腥荤之物，则需要以更对口的技术去统一处理。
　　许多国家都推广过“厨余垃圾粉碎机”，也就是在厨房水槽下，装一台小型粉碎设备，把所有的骨头果核一股脑儿打成浆，顺着污水管道流向污水处理厂。这也是一种“分类运输”，但却增加了污水系统的压力。假如一个城市的污水处理系统强悍发达，这么做似乎未尝不可，但放眼全中国，似乎没有一个城市的污水处理系统有如此完备周全的处理能力。因此，必须建设专门的餐厨垃圾处理厂，以便分类运输的垃圾，能够有个分类处理的去处。
　　看清中国垃圾分类的优势
　　中国城市在垃圾处理方面颇具优势。原因很简单，一是我们需要资源，而我们有能力去分解利用这些资源；二是我们需要工作，而垃圾处理行当是一个利润颇为可观的工作。
　　其实，中国城市在垃圾处理方面颇具优势。原因很简单，一是我们需要资源，而我们有能力去分解利用这些资源；二是我们需要工作，而垃圾处理行当是一个利润颇为可观的工作。
　　如果说当前中国各城市实现了一定的垃圾分类处理率，就是因为有一支一直被欺凌和被污染的“民营队伍”在边缘化的状态下持续地默默奉献。从他们帮助城市垃圾减量的角度来说，城市垃圾管理者应当给他们足够的补贴，然而，我们不仅没有补贴他们，还无视他们。政府只需要以“采购服务”的心态，委托民营队伍对小区垃圾进行资源化处理，利益有其所得，责任也由其所担；并给予这支队伍足够的“垃圾减量补贴”；那么，一夜之间，松散的民营队伍就可胶着化，压扁的民营队伍就可强大化。
　　即使纯粹从“居民垃圾分类”的角度，中国也是有优势的。居民卖废品的动力，是垃圾分类的最基本动力。以此为基础，在让居民看到“分类运输”的可靠性之后，辅佐以“垃圾计量收费”政策，让垃圾产得越多的人交的钱越多，居民就会很有心地去琢磨哪些垃圾是没必要匆忙地塞进袋里的，哪些垃圾洗净分清后可卖更高的价钱；许多人甚至会像日本人一样，从超市购物一出来，就当着商场保安的面，拆除购买物的外包装“还给商场”，以避免把压力带回家中。
　　再辅佐以相对严格的、公众参与制定的“垃圾管理措施”，规定清晰每天“排放”废弃物的类别之后，在全社会范围内持续推行，肯定就会受到公众的热情呼应。在推进过程中，对那些粗心大意的人、对那些有心违反的人，处以一定的提醒和警告，以加深其“垃圾分类印象”，甚至鼓励其成为“小区垃圾分类志愿者”，估计城市的“垃圾分类率”，会比较快速地上升；估计城市垃圾的产量，会一天比一天下降，出现社会富裕、经济增长、人口增长，垃圾减量的可喜局面。
　　表面上，建设分类运输设施、分类处理设施“投资庞大”，但与垃圾焚烧所需要的巨额投资相比，无论从经济效益还是从社会效益分析，都是投入产出比最大、可持续性最好、公众参与度最高的方法。表面上设计一套符合本城市垃圾现实的有效减量措施，可能工作颇为繁琐，管理颇为精细，但与垃圾焚烧相比，发挥整个社会的能量来消解垃圾显然是个更能获取公众信赖的方案。可以预见，在齐头并进的各种有利于垃圾分类的设施和政策共同推进下，一旦其调适得当，必然会深受公众的欢迎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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