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1日，在地中海文明的发祥地——希腊克里特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刚刚重新开馆的伊拉克利翁博物馆赠送了一件三星堆出土文物复制品。跨越几千年历史的两大古老文明，以这种特独的方式“直视彼此的眼睛”。
　　李克强送出的这件三星堆文物复制品，名为“青铜纵目面具”。它宽138厘米、高66厘米，出土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其眼球呈柱状突出，双耳向两侧张开，造型怪异而夸张，是三星堆神秘文化的典型代表，被戏称为“千里眼、顺风耳”。
　　三星堆遗址位于成都平原北部的广汉市鸭子河畔，距成都40千米。目前已经发掘一、二号两个大型祭祀坑，出土了包括青铜器、玉器、金器和陶器等在内的1200余件文物。与同样代表中华文明的诸多遗址不同，三星堆出土的文物精致、怪异，给人以更为广阔的想象。在众多的文物中，最令人瞠目结舌的便是那些青铜器。除了造型精美的樽、壶等酒器类外，更多的是在国内首见的青铜人雕像、面具以及神树、神坛等。在世界青铜器时代的考古中，人物雕像和面具过去仅在埃及、希腊才有出土。可以说，青铜器构成了三星堆最为精彩的华章。那么这些制作精美、造型怪诞的器物是外域引入，还是蜀人自行设计铸造的呢？倘若是古蜀人自行设计铸造的，那么铸造它的大量青铜又源于何处呢？
　　三星堆青铜器的矿源基因
　　在生物学上，常常运用DNA比对来确定生物的种属和血缘关系。那么，这些青铜器有没有自己的“基因组”呢？
　　我们可不可以通过它们的“DNA”来寻找其源头呢？在考古学中，最常用的办法正是对出土器物的成分和其他特性进行提取，然后将其与周边的矿床和古矿遗迹进行比对，这便是考古学中的“基因鉴定”。
　　对于金属器矿源的探究，传统的做法是微量元素测定和比对。比如成都平原的青铜器中除含有铜、铅、锡等主要元素外，同时还含有银、砷、铋、镍等微量元素。通过对这些微量元素的成分和含量的对比，可以帮助我们寻找矿源。但这种初级阶段的“基因鉴定”手段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我们提取的“基因信息”——微量元素，有可能是治炼过程中“不小心”混入的，并非由原产地遗传而来。
　　上　　世纪60 年代，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的Brill首先利用铅同位素的比值特征来寻找文物材料的产地，以此开创了铅同位素示踪方法在考古学和自然科学史研究中的应用。自然界的铅由4 种稳定的铅同位素组成，其中3种是由铀和钍同位素放射性衰变而成。它们随时间而积累，含量会逐渐增多，被称为“高放射性成因铅”。而另一种则始终保持着初始丰度，被称为“非放射性成因铅”或“普通铅”。
　　由于地球上铜、锡、铅金属矿床中铀钍浓度都会存在差异， 铅同位素组成也各具差异，表现为铅的4 种稳定同位素含量比率各有不同。通过对器物中这4 种铅同位素的测定可以得出具有惟一性的含量比率，这便是它的“DNA”。用它与矿源地矿物做比对，便可确定文物与矿源的“血缘关系”。而且这4种稳定同位素在冶炼、铸造中不会发生分馏等变化。与微量元素相比，这可以最大程度地保存原产地的“遗传”信息。
　　这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升级版“基因”鉴定方法，如今被广泛应用于我国青铜器的矿源研究。金属考古专家金正耀教授分别提取了三星堆和金沙青铜器“基因”信息——铅同位素比值。通过研究，他发现，三星堆的铅同位素比值数据较为接近，据此可以判断它们的原料来源于同一个矿产地。他还发现，这些青铜器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青铜器具有完全相同的等时年龄关系，它们似乎也出自同一个矿产地。
　　这是惊人的巧合还是某种尚未探明的必然呢？研究还表明，与三星堆有渊源关系的金沙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中，除了有大量与三星堆完全一致的高放射性成因铅外，还发现部分含普通铅的青铜器物。这一发现表明，金沙时期在延续利用三星堆时期的矿产源区的同时，也开始探求新的矿产源区。
　　三星堆青铜矿源探秘
　　那么，在成都平原的周边区域能不能寻找到可以与三星堆、金沙比对的铜矿资源呢？
　　蜀地多铜，这在古藉中早有记载。如《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华阳国志》等书中便对蜀地铜矿资源有较清楚的记载。据文献资料记载，古代四川的铜矿资源主要分布在金沙江流域、青衣江和成都平原的边缘地区。然而奇怪的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虽说在川西地区及川西四邻一带考古发现和发掘出土了大批相当于中原殷商时期的古文化遗址 ，但迄今为止仍未发现殷商时期开采铜矿的遗迹，甚至连西周、春秋时期的古铜矿遗迹亦未发现。那么， 是川西地区在当时根本就没有开采过铜矿，还是这些史籍中的古代铜矿便是三星堆青铜器的矿源地，只是考古暂时未发现其遗迹呢？
　　位于龙门山前山地带，距三星堆仅数十千米的彭州大宝山区便有一处开采历史悠久的铜矿。于是，有人坚信成都平原的青铜材料就近取材于此。理由是，龙门山有铜矿，古蜀人何必要舍近求远呢？然而，事实与推测大相径庭。经过铅同位素比值比对，大宝山铜矿与成都平原的青铜器并没有“血缘”关系，龙门山为古蜀人国家矿场的猜想仅仅是我们的良好愿望。
　　不仅如此，根据现代地质科学研究资料，成都周边区域均未发现具有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铜矿。距成都最近的均位于滇东黔西地区，四川境内仅有会理拉拉厂铜矿。因而金正耀教授认为，三星堆和金沙这种高放射性成因铅青铜原料就近取材的可能性极少，它极有可能出自更远的西南地区。有人据此推测为是会理拉拉厂铜矿或云南会泽。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将大量的矿石或铜锭从崎岖的山区运到古蜀地，几乎不可能。那么，有没有可以通过水路运输的其他矿源区呢？大量的研究表明，成都平原的青铜器与长江中下游的商式青铜器有着十分明显的渊源关系。它们的矿质来源会不会也存在渊源呢？
　　近年来，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一带发现的大量古矿冶遗址，已经为长江中下游的青铜器材料找到了来源。那么，成都平原的青铜是否也源于此呢？
　　同样通过“基因”比对，专家们发现，无论是金属的化学成分还是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成都平原青铜器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商代青铜器都有惊人的相同之处。2014年4月，在三星堆遗址古河道发现的疑似古码头，似乎也从另一个角度间接佐证了这一猜想。
　　当把这些拼图组合在一起时，一幅远古时期的“青铜之路”已经呼之欲出。古蜀时期，长江中下游的铜矿从山上开采下来，经过传统的冶炼技术制成铜锭，然后装船通过长江这条天然的水道溯江而上，穿过三峡，再沿涪江、沱江、岷江等河流源源不断地送往蜀地，然后再制作成一件件精美的青铜器……这样的意想场景曾经真实地存在过吗？
　　古蜀文明就像一个多面体的魔方，它的每一个切面都由不同的神秘色块组成。关于三星堆青铜矿源“基因拼图”，仍然还缺少关键的几块。这使得真相似乎会永远隐藏在迷雾中。要还原它，不仅需要更多的智慧，还需要有不断“发现”的好运气。三星堆也正是因为有无数不能“确定”的神秘，才更显珍贵。就像余秋雨先生所说的那样：“伟大的文明就应该有点神秘，中国文化记录过于清晰，幸好有个三星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