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百度里输入“绿色矿山”，在0.008秒内，便能跳出1270万个相关条目,包括11.3万张图片。如果放到10年前，这个数字是不可思议的。
　　“2012年，我们在内蒙古满洲里召开绿色矿山经验交流会，当时会场只能容纳500人，结果参会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只好在旁边又加了一个分会场，通过大屏幕直播。”中国矿山企业对绿色矿山的热情，让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司长鞠建华至今记忆犹新。
　　前不久，国土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在北京山水宾馆举行的2015年工作会议，专门安排了三场业务交流。其中有一场主题是绿色矿山与和谐矿区建设。来自国土资源部门、矿山企业、研究机构和行业协会的代表围绕该主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鞠建华作为归口管理绿色矿山与和谐矿区建设的国土资源部规划司的主要领导在会上做了演讲，并受到欢迎。
　　2007年的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时任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首倡“发展绿色矿业”，社会的目光开始从矿业和环境的对立转移到两者的统一上来。同时，越来越多的矿山企业也参与到绿色矿山建设之中。
　　2008年11月25日，中国矿业循环经济论坛在广西南宁举行，中国矿业联合会与11家大型矿山企业倡导发起签订《绿色矿山公约》，得到矿山企业的积极响应。
　　截至目前，国土资源部共公告四批、661家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其中首批35家国家级绿色矿山已通过验收。
　　但在全国10万余座大小矿山的庞大基数面前，这600多家绿色矿山企业尽管是先行者，但他们走得有点孤单。
　　往前走需要法治保驾
　　近年来，很多过去粗放式发展的矿山企业通过改制、转型等方式，不仅做到了“洗心革面”，更成为了带动地方经济、造福一方百姓的社会“正能量”。这其中就有湖南省安化渣滓溪矿业有限公司。
　　自2009年改制以来，该企业成为该县第一纳税大户，带动所在的奎溪镇生产总值增加了近4倍，农民人均收入翻一翻。公司还先后投资数百万元，为当地架桥修路、建设农村安全饮用水系统。
　　“我是个‘带兵打仗’的，企业只要有钱就应该搞绿色矿山。”该公司党委书记曾庆斌说，环境治理关乎千秋万代，是实现“双赢”的基础，对此企业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针对矿区环境污染的历史遗留问题，企业5年间投资近亿元，全面治理了井下污染物排放处理系统，经当地环保部门检测，“三废”零排放合格率在98%以上，基本消除了对农作物的危害。“投资3.9亿元的采选冶节能环保改扩建生产线正在施工建设中，预计今年将正式投产。”
　　但当说到企业的生存环境，打造了这支“铁军”的曾庆斌不由的皱起了眉头。
　　一方面，虽然企业为矿地和谐做了不懈努力，但一些当地百姓的诉求主张却愈加无序，“企业施工要立高压线座，需征用一户农家20平方米土地，该农民提出要价200万元，折合每平方米10万元，达到寸土寸金，比北上广房价还贵，被我们拒绝后，影响工程进度2年之久。”另一方面，屡禁不止的非法盗采、一天转几轮的“行政检查”、部分行政人员以办事换优惠，着实让他们疲于应付。
　　据中国矿业联合会在全国范围的调研情况反馈，矿区群众在征地、征山、农赔上向企业漫天要价，以暴力手段逼迫企业停产停工等无视法律法规的现象在一些地区仍然较为突出。
　　矿山企业要想生存，必须花大量精力和所在地政府“搞好关系”，否则就意味着“麻烦不断”，或许是当下中国“公开的秘密”。然而现状是，即便“搞好了关系”，有些矛盾还是一触即发，也并不能避免职能部门在矿地矛盾上“当观众”、在查处违法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和谐是一种理念，只有依法才能真正实现公平，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才能全面提高，和谐矿区才真正有章可依。”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王赤兵认为，当务之急是完善顶层设计，用法制为和谐矿区建设保驾护航。
　　明确定位好办事
　　“尤其问题一旦变得尖锐复杂，有关部门往往又将处理各方矛盾的难题推给企业。”一家矿山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说。
　　缺少统一的顶层设计，导致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和谐矿区建设中的地位和责任不明。
　　“政府引导，协会跟进”，这是国土资源部推进绿色矿山、和谐矿区建设的工作方针。即明确政府的角色定位，进一步发挥研究机构和行业协会的作用，以加快政策配套的制定，制定量化具体标准。
　　为了让和谐矿区建设早日有章可循，国土资源部和相关研究机构、行业协会一直没闲着。2012年来，国土资源部开发司连同中国矿业联合会、中国矿业报社，先后赴和谐矿区建设试点省内蒙古自治区以及云南、贵州等省进行实地调研，进政府、走企业、访群众，并广泛征询专家意见。
　　最终，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基础，以企业和地方群众最终实现利益共享为目标的“和谐矿区建设指标标准体系”成型了。
　　在这个体系中，首次设立企业、政府双主体，并将政府推动纳入考核项，占指标的30%。由企业对政府的公共服务效能、企业规费征收情况、企业外部生产条件、矿权人合法权益保障进行打分，以此考核地方政府对矿山企业可持续发展所给予的支持情况。
　　同时，针对缺少行政部门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没有国家层面的指导性文件和刚性要求，使和谐矿区建设很难到位的问题，近年来，国土资源部会同有关部委，以标准体系建设作为工作重点，加快完善顶层设计。
　　2013年12月，由发改委牵头，国土资源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了《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方案》，《方案》明确将绿色矿山建设作为重要考核指标。同时，作为绿色矿山建设延续和深化的和谐矿区建设，也正在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去年，国土资源部党组提出将绿色矿山和和谐矿区上升为国家战略统筹建设，纳入地方政府考核办法。
　　鞠建华表示，作为重点工作，目前国土资源部正由点到面，整体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力争在2020年形成基本格局。主要考虑在税费问题、科技合作、示范工程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在矿业权配置、土地配置上更多的向绿色矿山倾斜，以更好的调动企业积极性，鼓励引导社会参与。
　　可以说，在制度层面上，和谐矿区建设正从单个部门走向社会共建。
　　科研加分要给力
　　绿色矿山与和谐矿区建设需要社会的理解与呵护，绿色矿山企业的科技创新也同样需要得到社会认同。
　　在我国，绝大部分矿山仍面临装备技术落后、产业集中度低的问题，而建设绿色矿山一般以系统化的技术创新和生产设备的一系列升级改造为支撑，这意味着企业大量的资金投入。对此，受制于资金技术的小企业“望洋兴叹”。其实，走在前面的大企业也时常感到“心里拔凉拔凉的。”
　　2011年，湖州新开元碎石有限公司被国土资源部认定为首批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但3年过后，总经理姚绍武却高兴不起来，因为“现在尽管作为国家级绿色矿山，却仍改变不了社会对矿山企业的传统看法。”
　　“其实我们的现代化矿山，早已不是社会印象中那种‘晴天一片灰，雨天一路泥’。”姚绍武介绍，“高起点”建矿的企业在中国还是凤毛麟角的。20年前，公司就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生产工艺，按大型现代化矿山要求进行项目设计和建造。多年来，通过与高校及科研机构“联姻”，公司目前在资源综合利用、节能减排、清洁生产等方面已取得26项专利，并将科技创新成果分享给其他矿山企业。
　　然而，就是这样一家在改造传统矿山开采和资源利用方式上引领了行业进步的企业，却被评价体系挡在了国家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政策的门外。2012年、2013年，公司两次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均被有关主管部门以目录中没有骨料项目为由否决。
　　“这真给矿山企业追求科技进步与创新泼了一瓢冷水。”姚绍武说，在如今的矿业形势下，企业建设绿色矿山所付出的代价本身就远超市场成本，缺少政策支持更让他们感到“压力山大”。
　　姚绍武提出，是否可以从调整和完善现行资源税费政策方面出发，给予绿色矿山企业更多支持。“如运用科技手段对矿产品综合利用免收资源费，以鼓励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推动资源节约、发展循环经济。”
　　作为全国矿山的典范，绿色矿山企业在获得财政资金支持上的优势其实并不明显。
　　“目前的专项资金基本是针对矿山绿色发展的某一个方面，在使用上呈现‘碎片化’。”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金融研究室主任赵全厚坦言，加之绿色矿山的试点数量偏少，短时间内整体推动矿业的绿色发展，还面临很大挑战。
　　人与人的和谐靠机制
　　如果说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绿色矿山建设已属不易，那么协调人与人关系的和谐矿区建设则更加复杂。
　　“它的工作涉及矿业、农业、环保、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建设、新农村建设、土地复垦整治等方方面面，仅凭一份部门文件远远不够。”中国矿业联合会发展研究部主任郭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时一刻的和谐矿区做得到，可持续的和谐难做到。”
　　法律苍白的背后，是工农协调发展以及如何解决失地农民长期生存发展的现实问题，也暴露出长期以来政府在角色上的错位和缺位。各地的实践越来越显示出，和谐矿区建设不是单一的矿产资源管理或矿业经济问题，而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打造一套长效机制至关重要。
　　在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如何让企业、矿区群众和政府都满意？郭敏认为，其中关键就是寻找相关方的利益平衡点，“需要一个能够实现利益共享和矛盾化解的机制。”
　　政府到底应该在和谐矿区建设中扮演何种角色？从“衙门式”向“服务型”转变，是共同呼声。规范行政管理职能，取消部分冗杂的审批事项和环节，减少对矿山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将行政管理重点放在为企业创造良好环境、工农关系，协调环境保护等方面。
　　补偿矿区群众利益有更好的途径吗？“探索矿山征地中农民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王赤兵认为这种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失地农民长期利益。此外，他建议，各级政府从所收到的矿产税费中，提取一定比例，建立矿区环境和群众利益补偿基金。
　　怎样缩小工农差距？曾庆斌的答案是：“输血不如造血。”将矿业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把单向对农村农民支持、资助的方式，转变为鼓励办经济实体，多为矿区周边镇村出“金点子”，提供就业机会。
　　“目前公司80%以上的员工都是当地村民，有些骨干还成了公司中层领导干部。”姚绍武认为让当地百姓参与公司发展很重要，“还可以优先将矿山辅助工程项目及清洁、绿化等后勤工作直接承包给村委会或村民，辅助当地经济发展。”他说。
　　新闻宣传需跟上
　　有人说，是新闻舆论催生了“和谐矿区建设”的提出。虽然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媒体的新闻报道确实正发挥着不可小觑的“力量”。
　　2011年5月，某“内参”一篇题为“河南采取严厉措施从严治矿”的报道引起温家宝、李克强等的关注，他们先后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对当前矿产资源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从制度上加以解决。随后，央视“湘江有色矿乱采滥挖造成湘江严重污染”的报道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要求拿出彻底根治湘江污染的办法。同年10月，国土资源部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矿产资源管理情况的报告》，11月5日，中央领导对国土资源部提出的这一报告给予了肯定。至此，和谐矿区建设试点的建议被国家层面采纳。
　　从媒体的角度来为和谐矿区建设支招尚不多见。在国土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举行的以“绿色矿山与和谐矿区建设”为主题的业务交流会上，中国矿业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赵腊平应邀做了《加强和谐矿区建设新闻宣传工作的若干思考》的演讲，受到与会领导与专家的肯定。
　　赵腊平认为，在我国，和谐矿区建设尚是一项探索性极强的工作，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无论是顶层的制度设计，还是具体的运作模式，都需要进一步提升与完善，也需要得到社会的了解和支持。在这个过程中，及时有效的新闻宣传不可或缺。
　　那么，我们该怎样报道绿色矿山与和谐矿区建设，才能赢得传播效益的最大化？赵腊平认为，首先在立意上得观大势。“媒体不能就宣传而宣传，而应该站到更高的角度，来谋划与宣传与推动这项工作。”
　　何谓“大势”？就是找准和谐矿区建设与依法治国、实现中国梦、健全矿业治理体系以及提升治理能力的内在联系。尤其要加强对矿产开发利益分配机制的关注和研究。矿产开发利益分配机制是管理职能转变的最大障碍，也是改革深水区中的重点。但它牵涉面广，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所以顶层设计难度很大。
　　其次，在写法上要努力发现和寻找领导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结合点，形式上突破常规，吸收《华尔街日报》、《南方周末》等解释性报道的写法，以细节动人，以故事动人，以情感动人。
　　此外，在新兴媒体优势凸显、信息爆炸的今天，尤其要重视网络、手机、微信、微博、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的运用，迅速形成立体交叉的宣传报道网。
　　最后，新闻单位或媒体还可以通过内部参考、情况反映等形式向政府报告有关的敏感及难点问题，以赢得化解问题的先机与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