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27日，《中国有色金属报》全国记者工作会在新疆召开，对我来说，那是个难忘的记者会。如今时光已过23年，留给我四个“第一次”的印象依然历历在目。
　　第一次坐这么久的火车
　　接到去新疆开会的通知，很是兴奋。那时我并不知道贵阳距新疆有3600多公里，只知道非常的遥远，有种要去“天方夜谭”神话世界的感觉。
　　那年的夏季，暴雨频频。从贵阳到成都到重庆的铁路线传来了洪涝和塌方的消息。行期将至却没有恢复通车的迹象，便打电话询问即将一同前往的叶野。他是老记者，告诉我说，已经与郑州铝厂的厂办主任联系了，看他能否为我们买上从郑州到新疆的车票。
　　7月19日，我们踏上了从贵阳开往郑州的火车，第二天傍晚在郑铝食堂的小餐厅里，厂办主任招待了我们，并为我们订好了去西安的车票，他解释道，现在只能通到西安，再过去的铁路也受灾了。第二天中午，我们启程赶往西安。为便于赶上西安到新疆的火车，叶野又和陕西记者站的陈黄兴打好电话，请他代买两张赴疆车票。22日黄昏到达西安，陈黄兴接我们到他单位的招待所住下，并告知没买到车票，据说是到兰州途中的铁路遇到洪水，还在抢修。次日，我们和陈黄兴还有金堆城的张宽占一起到车站看看情况，还算幸运，有消息说可能下午会开始售票，陈黄兴让我们出去转转，他们守在窗口买票。吃过午饭，还是赶路心切，便又跑到火车站去看看情况。这时，售票窗口前已排起长龙，看来是要售票了，我们在窗口前看到陈黄兴和张宽占，他们挤在队伍里等待着。大约快三点的样子，张宽占一身热汗的挤出人群，把票逐一分给了我们。当天晚上，我们一行四人终于登上了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这一程，我们挤在闷热的硬坐车箱里，昏昏沉沉的摇晃了三天三夜，腿都坐得浮肿了。到达乌鲁木齐正好是早上，出站台时，腿脚都有点不听使唤。还好，晴朗的天空和异域的感觉，很快冲淡了我们的疲惫。我们找到11路公共汽车，售票员是个维吾尔姑娘，8角线一张票，车里很宽松，我们按照会议通知，找到了友谊宾馆，当时的新疆记者站长陈继成在门前迎接我们。那天是7月26日，从出门到报到，整整赶了七天七夜。
　　第一次听总编、社长作报告
　　担任有色报记者后，我是第一次正式参加全国记者工作会，也正好是《东方风来满眼春》发表不久，因此，对总编、社长作的报告作了认真的笔录。
　　第一天会议由刘万嶺社长主持，新疆公司总经理周保钢致欢迎辞，新疆自治区人大领导刘利中讲话。然后听取了毛云辉总编对报社上半年的工作总结。他主要讲了二个方面：一是在努力探索中前进，二是在力不从心中滞后。在努力探索中前进有六个重点：报纸要敢于探索，要有言论和讨论；要牵引生活中的热点、难点；要了解全局，积极报道改革开放进程；要增加信息量，努力为企业走向市场服务；要加强科技宣传，在促进企业科技进步中发挥作用；要大胆尝试，解放思想，革新版面。总之，企业进入市场后，要改变单一体制，要丢掉幻想，准备竞争。在力不从心中滞后，首先是在广度和深度上，体裁的摸索与创新上感到力不从心。因此，突破不多，滞后于现实。从主观上看，观念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知识结构不太适应、精神状态不够适应，因此，大量平庸稿件涌入报社。再就是用智慧拓取未来，靠大家走自己的路。重点是：记者的事业与目光，目光要注视市场的变化；思维向纵深开拓，笔头向微观延伸；重视消息的主题地位，提倡写短新闻；遣词造句多用短句，多用事实说话，少加评论；提倡大胆实践探索，活跃新闻题材。最后强调的是调查研究，作风深入。记者一定要深入现场、深入实际，要跟上形势，抓住重点，不可浮躁。
　　刘社长在会上作了题为《提高报纸质量，拓宽报纸经营，开拓报导领域》的报告。他首先介绍了当前的形势，重点讲了邓小平南巡讲话的6个历史性新突破。尤其对“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提法在当时着实让人思想一新。刘社长说：小平讲话把我们从一种氛围中扭转过来，重新估价84年至88年的发展成就。在价值观上，多年来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小平讲话突破了这个禁区。刘社长在通报了庆祝有色十年系列活动后还通报了有色金属行业情况，在谈到新形势下报纸工作时，他强调了记者队伍的建设。一是要了解市场、把握全局，要到用户那里去考察；二是要提高认识，加强深度、广度报道，见人之所见，想人之所想；三是要加强多层次、多角度、多样化的报道；四是要作好相关保密工作；五是要更新观念，克服“左”的影响；六是进一步巩固记者队伍，搞好与所在单位的关系；七是加强自身的知识补充工作。最后，刘社长还就报社经营工作提出要求：报社要向企业化经营发展，这是个战略问题。为此，一要树立报纸是商品的概念；二要着手拟定经营活动的目标，力争三年内报社年收入达300万元；三要加强广告经营、信息咨询和指导贸易服务工作，争取办几个实体。
　　时隔23年，重温这些内容，不仅有历史的穿越感，而且还会对有色行业及报社的发展作一印证。
　　第一次认识“明星记者”
　　记者会的第二第三天是交流和讨论，当时是报社记者部主任张春甫主持。报社副总编原寅平向大家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是要有宏观意识，写一般稿件也要有宏观意识；二是要积极参加报社征文活动（当时开办的有“火炬杯”头条征文、“韶冶杯”小型报告文学征文、“平矿杯”经济漫谈征文、“金牛杯”献上一计征文、“兰铝杯”摄影征文和“话说有色十年”征文）。三是要充分利用好报纸专栏，一个是传统的：现场短新闻、来自重点工程等；二是新专栏，现场采风录、二版的“你知道吗？”。当时负责政工栏目的胡俊也在会上介绍了栏目情况。在我印象中，他们虽然当了领导和编辑，但都曾是“明星记者”。不过受到会议追捧的、印象最深的是听当时的陕西记者站记者潘志伟介绍经验。他从怎么捕捉新闻线索、怎么采访、怎么写稿、怎么敢于反映企业问题等，大谈了他的记者体会，他很健谈，也有点调侃，但很让我们鼓舞。尤其是后来春甫的简要点评，说他丢下新婚之家，在报社过了两年艰苦的独身生活，通过潜心工作和敏锐观察，最后写出了轰动有色的大型报道《目标：200万吨》。这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了：这就是我们的“明星记者”。还有天津站的记者陈胜利，印象中他没有发言稿，讲得时间不长，只是谈了谈常规采访与写作的体会，感觉挺谦虚挺随和。但他的见报稿件也是最多的，还参加了报社组织的几次大规模异地采访活动，是个勤于观察和专注写稿的记者，在我们眼中也是很有名气的人。除他俩外，当时印象中的“明星记者”还有天津站的郭巨忠、上海站的鲁岑雯和湖北站的鲁新贵等，他们抓深入报道和问题报道的功力是我自叹不如的，同样作为有色报的记者，他们就是我们的榜样。
　　第一次坐飞机回来
　　八月，是新疆瓜果飘香的季节。散会前夕，我们抽空就到贵阳记者站站长王信民房间商讨怎样返程的事。我们一去，他就拿瓜招待我们。他很喜欢吃哈密瓜，可我们吃多了就不觉得好吃了，而是更愿意吃西瓜。我们和他商量，用两个哈密瓜换他一个西瓜怎样？他大笑，那你们不是吃大亏了？笑过后，他问我们怎么走？我们真是很犯愁，又想路过敦煌和嘉峪关时去看看，又怕中途车票不好买。后来他建议，那你们就去敦煌看看，我在西安等你们。王信民是当时有色贵阳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老家在陕西，借这个机会正好回去看看。他便说，我在西安给你们把飞机票买好，你们8月5日前一定要赶到，咱们一块儿飞回去！
　　我和叶野都很犯难，因为我们不能坐飞机，机票太贵，回去没法报账。王主任便说：“你们知道这趟飞机多少线一张票吗？”我们都摇头。“我才飞过的麻，170元就够了！没事的，报不了账你们找我。”
　　真的吗？我和叶野怕听错了，又问了一遍。王主任说，我没开玩笑，真的很便宜，你们掐指算算，火车票也差不多快到这个价了。一点也不错，就这么定了。于是，我们兵分两路，于4日准时赶到了西安。第二天下午，借王主任的光，西安公司派了辆车把我们送到咸阳机场。头一次见到这个在书本里熟知而眼前却一片陌生的机场时，让我首先想到的是西安事变。不过让我印象更深的是，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也是我记者生涯中一个崭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