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
　　2006年6月，北京A公司与湖北B公司签订了《钒矿联合开发合同》。合同约定主要内容如下：B公司已进行了钒矿的普查工作，储量已经过地质普查并经湖北省矿产储量委员会批准，并已向湖北省国土资源厅提交了探矿权申请资料，双方就该探矿权进行合资，以实现共赢。合作方式为B公司以探矿权出资，占公司总投资比例的20%，A公司以货币出资，占出资总额的80%，共同组建一个有限责任公司。B公司应将取得的探矿权变更到双方合资新设的公司名下。公司生产规模如需扩大，双方按出资比例投入。
　　2006年6月，C公司（由A公司、D公司共同组建）与B公司依据A公司与B公司签订的《钒矿联合开发合同》，就设立新的合资新公司E（股东为C公司、B公司，注册资本为1亿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签订了《出资协议书》。协议约定如下内容：双方设立新公司E，注册资金为2000万元人民币，C公司以货币出资1600万元，B公司以货币出资400万元。B公司取得探矿权后，以探矿权出资，占总投资比例的20%，占股权的20%。其他约定与《钒矿联合开发合同》基本一致。
　　2007年11月，C公司与B公司签订了《出资协议书补充协议》，协议约定：
　　B公司将探矿权变更至新公司E名下一个月后，新公司E返还B公司的实际投资；达到日处理原矿2500吨生产能力的投资资金由C公司负责筹集。2008年6月，B公司与新公司E签订《探矿权转让合同》，该探矿权转让合同已报经主管部门批准，探矿权已转让在新公司E名下。2008年7月，C公司与B公司签订《出资协议书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同意对新公司E进行增资，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增资为10000万元，C公司增资额为7200万元，B公司增资额为1800万元，并已实际出资。
　　在合资期间，A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陆续以股权或债权方式投入近3亿元。
　　B公司于2008年8月向C公司借款1800万元作为增资款，B公司投入的资金主要是新公司E的注册资金2000万元。
　　分析：
　　北京市雨仁律师事务所范小强、薛海莎两位律师认为，该案的焦点问题是B公司与C公司之间、湖北B公司与E公司之间，以及B公司与E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
　　（一）按照国土资源部下发的《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第41条、42条和44条规定，C公司与B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勘查法律关系，合作的具体形式是双方合资成立的E公司。在各方签订的协议中均有B公司以探矿权作价出资的约定，依据《矿业权出让转让规定》第41条的规定，约定的应该是以探矿权作价出资的方式进行合作。但在后来的实施过程中，双方却变更了合作路径，即：C公司、B公司均是以货币出资方式成立了新公司E，作为新公司E的资本。
　　本案中，双方实际成立的新公司是通过货币出资设立的，C公司占80%，B公司占20%。新公司设立后，如果B公司以探矿权增资的，应该履行增资的工商变更程序及探矿权转让变更程序。但是，E公司增资时，B公司以认缴1800万元现金作为出资，并非探矿权增资。至此，B公司失去了第二次探矿权作价出资的机会。后来，B公司与E公司签订了探矿权转让合同，经过审批后，探矿权人变更为E公司。但是，从法律性质上讲，该次转让变更属于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资产转让，属于E公司支付对价获得资产，而非B公司投入到E公司的出资。
　　依据《公司法》第35条规定，C公司与B公司于2007年11月签订的《出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中“湖北B公司将探矿权变更至新公司E名下一个月后，新公司E返还湖北B公司的实际投资”的约定明显是无效的，并且具有很大法律风险。只有经过法定减资程序，B公司才能撤回出资。
　　（二）B公司与C公司之间属于债权债务关系。2008年7月，E公司增资时，B公司增资额为1800万元，该款项由C公司出借。这属于股东之间的资金拆借关系，B公司负有返还C公司该1800万元借款的义务。
　　（三）B公司与E公司之间属于委托勘查法律关系。E公司成为探矿权人后，由于没有相应的勘查资质，一直委托有资质的B公司进行勘查，这属于委托勘查合同关系。探矿权人依法支付劳务费，勘查单位依法提供约定的劳务及相关报告。
　　综上所述，探矿权作价出资设立新公司在各地运作的具体程序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些省区的工商局以没有先例而拒绝办理。因此，探矿权人及资金提供者在运筹该合资模式之前，必须组建专门团队向工商局、国土资源局进行咨询，拟定操作方案。由于探矿权作价出资的审批程序、探矿权变更登记程序相对复杂且周期较长，因此应注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条的法律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