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下午3点，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首场记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主题为“政协委员谈适应引领新常态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邀请了厉以宁、陈锡文、易纲、常振明、许家印5位全国政协委员回答记者提问。

厉以宁：与其养亏损的企业，不如养职工
    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说，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可以从需求方面发力，也可以从供给侧发力。在当前中国为什么强调从供给侧方面发力，进行结构性改革呢？主要是形势摆在这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发展的更好。困难有，大体是两大困难。供给侧发力主要是通过结构性改革，第一个要调整结构，要关停一些企业。就会遇到一个问题，职工下岗怎么办？所以中央现在的政策是包下来，与其养亏损的企业，不如养职工。因为职工生活有着落，经过培训可以重新到工作岗位。第二个困难在于补短板，补短板必须创新，也必须在结构上做一些调整。所以困难是有的，但我们有信心可以克服这些困难。中国经济正处在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换时期，因为我们的GDP一半以上是第三产业的产值。这样看经济增长率下滑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当你逐步要走向后工业化时，产值增长不会那么快。这还是次要的，最要紧的是中国现在要结构调整，结构调整中必然有一些过剩部门需要重组。但我们应该看到，2016年的趋势稳中有进、稳中看好，这是总趋势。

常振明：国有企业的改革一定要“一司一策”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常振明说，一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积极推进。主要是两方面的推进，一是顶层设计方面，一是实践方面。顶层设计方面，去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之后又出台了11个配套文件，各级国资委又出台了一系列的指导文件，进行了一些国有企业改革的试点。这些指导意见和文件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原则。在实践当中，我也看到很多在网上的评论说国有企业改革雷声大雨点小，这么多文件出来了，你们有什么动静？作为一个国有企业改革的执行者，这些文件的执行者和实践者，我有一个体会：国有企业改革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整体来看，每个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国有企业所处的历史不同，所处的行业不同，他们面对的外部竞争环境不同。比如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也不同，每个企业长期形成的商业模式也不同。

国有企业的改革一定要“一司一策”，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大方向和原则，每个企业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自己的改革方案，制定自己的战略，并确定未来的商业模式。 比如按功能界定分类，把国企分成商业类、公益类两大类，这个指导文件出台后，基本上全国很多省市的国资委，还有40几家央企都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改革方案。去年国企的改制和重组的步伐在加快，南车北车、国家核电和中电投、中远和中海运、五矿和中冶等等12家央企正在重组合并，说明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在按照日程稳步推进。总之，“一司一策”中每个企业都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制定自己的改革方案，根据自己的情况有自己的困难和自己的难点，国企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生产力，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使企业和企业的员工能够激励他们创新的热情，最终使全社会和人民得到实惠。我也相信国企一定能够实现他们既定的改革目标。

易纲：探索构建一个“利率走廊”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易纲说，当前利率市场化的重点是要健全利率传导机制和中央银行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第一，要健全和完善央行的政策利率体系，这样就能够加强对市场利率的引导。当前中央银行运用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和存贷款的便利，我们来引导短期市场的利率。这样能够探索构建一个“利率走廊”机制。有的朋友问什么是“利率走廊”？简单说就是中央银行通过提供一个存款和贷款的便利，主要是给商业银行提供这样的便利。中央银行定存款和贷款的利率区间，通过这样一个利率区间调控和引导利率，这样一个机制就称之为“利率走廊”。我们国家目前还不能够完全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利率走廊”。因为中国现在的机制还必须要兼顾货币的数量目标和价格目标。大家知道利率是个价格目标，我们现在的机制还要兼顾货币政策的数量目标。所以现阶段我们在探索“利率走廊”比较初级阶段的一个机制。这些年来随着市场的发展，利率作为一个价格调控越来越重要，并且央行加大用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来平稳利率、稳定预期，而且市场人士都看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我们要逐步的做好央行控制短期利率向中长期传导的机制，这个机制需要市场的建设，也需要金融机构的定价能力。同时，央行还有再贷款利率、中期借贷便利的利率等等也可以引导中长期利率的形成。中长期利率也可以反映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的意图，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
    第三，我们还要完善利率市场风险定价的机制。国债收益率曲线是无风险收益率曲线，在国债收益率曲线之上，各种信用债等其他债的风险定价要做好，这样就能够健全中国利率收益率曲线的体系，以及各类风险溢价都能够充分反映。

许家印：民营企业要因地制宜的做产业扶贫工作

全国政协常委、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认为，现在的扶贫不是过去的捐款捐物，我们要采取“输血”和“造血”的办法。第一，精准扶贫方面，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精准脱贫、精准扶贫的要求，在精准扶贫上精准到户、精准到人。第二，产业扶贫方面，民营企业要投入资金、投入技术、投入人才，帮助贫困百姓在产业扶贫方面因地制宜的做一些产业脱贫工作，让老百姓真正地实现脱贫。第三，在教育扶贫方面，广大民营企业能够为贫困地区多捐赠一些小学、幼儿园、中学以及职业技术学校、职业技术学院，来满足贫困地区的教育需求，从根源上让贫困地区的老百姓脱贫。第四，民营企业要为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多捐建一些带产业的新农村。让那些住在深山老林里面，路不通、电不通、水不通，住的是不挡风不遮雨的房子，让他搬到带产业的新农村里面。同时也为生态扶贫，比如退耕还林、修复生态做一定贡献。第五，关于就业扶贫，这是广大民营企业的优势，广大的民营企业希望能够为贫困老百姓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来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陈锡文：中国的粮食既多又少，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说，中国的粮食“多了”和“少了”的现象同时存在，揭示出两个基本矛盾，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的粮食总产量从2003年的8614亿斤增加到2015年的12429亿斤，这当然是“多了”，但还不能满足国内的粮食需求。目前测算去年粮食总需求12800亿斤以上。总量上，虽然12年连续增产但是大概还有400亿斤的缺口，还需要进口来弥补，所以这又是“少了”。粮食是一个总概念，中国统计口径中粮食有五大品类：小麦、稻谷、玉米、大豆、薯类（红薯、白薯、马铃薯等）。这五个品种又各自有多有少，又不一样。
    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在不断增长，但是粮食的品种结构在供给方和需求方还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中国的粮食生产成本高，价格贵，和国际市场相比没有竞争力。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也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农业角度理解，供给侧结构改革主要是三个重点：努力追求粮食总供求的平衡，现在还有缺口，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农业，提高和稳定的粮食产能；要加强粮食品种结构的调整，让它更加适应市场需求；依靠科技创新推出更优良的品种，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