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柉禁器组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夏商周是中国青铜铸造业高度发达的鼎盛期，大量出现成组的酒器绝不是偶然现象。是的，物质匮乏，却以谷物果类为原料酿造酒，显得有些奢侈。但酒与酒器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都具有“明贵贱、别等列”的意义。酒器作为权力与地位的象征，是这一时期最为举足轻重的礼器大类之一，其所占比例之大、形制之繁多、器物功能分类之细、纹饰铸造之精美，彰显着青铜盛世的辉煌，同时也有力的佐证着商人好酒之风的盛行。

十八世纪初在陕西宝鸡先后两批次出土西周青铜酒（礼）器：禁。据悉，后一批次为军阀党玉琨1925年11月至1926年7月在陕西宝鸡盗宝时出土，共出土形状相同、体量相差不大、工艺精湛的铜禁三件。最小的一件先被时任陕西省主席的宋哲元从党手中掠去，曾流入日本人之手，解放后入藏天津博物馆。该器长126、宽46.6、高23厘米，前后两面各两排长方孔、四周饰夔纹，被命名为：夔纹铜禁（图1）。另外两件下落被不明，据信息显示，最大的一件长140、宽70、高60厘米。

据云，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此批出土二十余件铜器。其中有十四件尤为抢眼，先被曾任北京古玩商会孙会长搜集到，转于曾历任工部主事、陆军部尚书、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职的清末收藏家端方，收录于其1908年编撰的《陶斋吉金录》，端方为稀世珍宝的铜禁首次命名为“柉禁”。自此金石学界才对这种新出现的器物“铜禁”有了初步的认识。

遗憾的是，1911年（宣统三年）端方奉命率兵镇压四川保路运动，被哗变新军所杀，家道中落。1924年端方的后人通过端方生前好友福开森（时任中华民国政府高等政治顾问及中国科学美术杂志编辑、美国收藏家）博士之手，将这批珍贵的文物转卖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图2）。

禁出现于商末周初，是贵族在祭祀、宴飨时摆放卣、尊等盛酒器的长方形几案。此“柉禁”：长87.6、宽46、高18.7厘米，中空无底。禁面三个子口处放置有三件较大的器物：两侧陈列的卣形制相近，带方座卣通高47厘米，无方座的高46.4厘米；居中的尊高34.8厘米。此四件酒器都铸有铭文“鼎”字；另有斝、盉、觚、爵、角、斗各一件，觯四件（三小一大）。

您也许已发现此组酒器前排爵杯与饕餮纹酒觯中间摆放了一件配套舀酒器（前端圆柱体杯状，后附曲形扁长柄。出土时置于卣中）。它就是古人所言“惟有北斗可以挹取酒浆”的挹取器，“斗，勺也”；就酒器而言，之所以提及斗勺，是因为以前官方考古报告只关注器形、尺寸、重量，研究则集中在铸造工艺和铭文方面，几乎从不涉及容量；其实，古人是非常严谨有序的，器物功用与设计、度量衡与容量、计算单位与用量等相关事宜，他们都会反复推敲和验算。《周礼·考工记》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以及“六升曰觞、七升曰觥。”无不反映着酒器间相互容量的关系……

成语“觥筹交错”描写很多人聚于酒宴，酒器与行酒令筹码交织在一起，形容热闹喧杂的场景。而“觥”这个字在日常生活中较为生僻，但它在文物界的知名度颇高，又因觥少有出现，一经现世即非常抢眼。在此我们可以简单地归纳为：有盖为觥，属酒器之盛酒器；无盖为匜，属水器。

上海博物馆藏商父乙觥（图3），由盖、身、鋬、圈足等几部分构成，高29.5厘米、长31厘米、底纵12厘米、底横16.7厘米、重4.8公斤。觥盖前端兽头昂首而出，牴角纵凸，盖脊正中扉棱出戟为一条卷尾小龙，兽耳翘于器表，臣字眼鼓目圆睁，高鼻隆起，鼻孔凸显而扩张。觥盖后端饰牛首形兽面纹，其牛舌（称兽尾亦可）偏向一侧呈微翘状，是便于觥盖与器身开合自如的巧妙设计；觥身空腔盛酒、口沿为流，器尾有兽首垂珥式鋬。两侧主纹饰凤纹构图饱满，凤首张嘴昂首与觥盖兽头相呼应，近乎半圆形的凤眼圆睁凸于器表，长冠飘逸，凤翅与凤尾分别强调着力量与逶迤，凤爪踩踏于圈足凸弦纹之上；觥盖与觥体剩余空间集凤纹、小蛇等各具形态的辅助纹饰，各择适度空间而居；如此设计巧妙、比例协调、稳重大气的商父乙觥，给人以神秘而威严、肃穆而奢华的感觉。

（文章来源：收藏快报 甘肃兰州 精气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