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资源的生命周期从其产生后的收集开始，依次为运输、分选、再循环、处理和最终处置，各环节都可能对土壤、水体、大气和人体健康等方面产生危害，因此对其生命周期全过程进行综合管理十分必要。
　　对再生资源、尤其是城市矿产而言，通过优化消费过程以减少废物产生量，无疑是其管理的优先选择。然而，这个管理的过程却要复杂得多。
　　是否优先选择减量化以及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减量化，需要将减量化过程的社会经济成本和环境负荷与再生资源产生后的被动管理过程综合分析，如此方能辨识减量化对再生资源管理的贡献，以及其对工业生产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杨建新认为，为将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纳入再生资源研究范围，有必要对工业生产过程和城市矿产管理过程进行整合研究。
　　理念：需要重构
　　生命周期思想关注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影响，旨在减少产品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并提高其社会经济效益。它将污染预防观念扩展到整个生命周期，评估并减少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环境影响。
　　生命周期管理(lifecycle management，LCM) 是生命周期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是面向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对产品和服务的全生命周期进行的综合管理，也是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杨建新指出，所有的再生资源在再生过程中都有阈值，因此需要综合考虑技术、经济和环境因素，需要计算生命周期总成本：“应该多尺度去看待再生资源，将其放到整个产业体系中去考虑其定位、规模与效率。”
　　“城市矿产是经过人类活动（生产、消费、还原）干扰后形成的可再生资源，其‘开采’过程相对于原生矿山开采属于‘短流程工艺’，而其可持续开发则依赖于规模化的再生技术。”
　　“城市矿产属于离散型分布矿山，其资源价值主要体现为金属价值、尤其是稀贵金属，主要集中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中，因此还需要有一个富集过程（收集）。”
　　他说：“一方面，城市矿产的减量化潜力可以通过工艺比较等方法进行量化；另一方面，通过原材料替代、工艺改进和设备更新等手段削减城市矿产中的工业固体废物产量，关系到工业生产过程自身的经济效益、技术可行性和其他环境影响等。”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是增速最快的一类城市矿产与固体废物，深入剖析其生命周期过程，在回收处理过程中践行生命周期理念，在环境管理中体现生命周期思想，是开展城市矿产生命周期管理、乃至于循环经济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既蕴含丰富的可再生材料，又含有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多溴二苯醚等有毒有害物质，对其进行回收处理和综合管理，可有效控制环境污染并促进资源循环利用。
　　就此杨建新认为，在循环经济的3R原则中，必须要以减量化（reducing）为优先，以再利用（reusing）为主导，以再循环（recycling）为辅助。
　　“再生效率有阈值，因此应协调再使用与再生系统的关系。”他说：“比如很多城市矿产是可以同时进行再使用和再生循环的，那么就应优先考虑再使用、而不是再生循环。”
　　他指出，从生命周期角度看城市采矿，其尺度协调应为元素-物质- 产品-产业-经济-社会；离散型的“城市矿山”需要考虑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需靠外部经济推动，是时间-空间- 技术-价值的转换与替代。
　　他强调，城市矿产应通过时间、空间和技术实现价值增值，而不是一味追求短期的量增；应在时间维度上进行永续开采、而不是人为的“大跃进”推进：“城市矿产是一种资源，也应考虑给后人留一些赋存。”
　　事实上，随着技术进步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电器电子产品消费量快速增长且更新换代速度不断加快，中国已进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集中报废的高峰期。
　　而作为最大的电器电子产品出口国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进口国，中国正面临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国内产生量和国外非法进口量双双迅速增长的现实问题。
　　生命周期思想是发达国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管理立法和实践的基础，不仅将其作为法规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也在具体管理实践中利用生命周期工具开展方案比较和管理决策。
　　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环境管理中引入生命周期思想，对电器电子产品从生产、消费、报废、收集、处理到最终处置的全过程进行综合管理，既关注每一过程的环境影响，也考虑整个生命周期的整体表现，可有效避免环境影响在不同环节和不同利益主体间的转移。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生命周期管理是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自产生到最终处置的全过程入手，基于生命周期思想进行立法、政策制定和决策，采用生命周期工具进行系统分析和诊断，进而实施绿色设计、技术创新、装备研制、污染防治等一系列生命周期工程。”
　　就此杨建新指出，中国实施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基金政策本质是基于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要求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和进口商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承担费用责任，实际上也是生命周期思想在政策上的体现。
　　现状：不尽人意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产生量和拆解处理量的不断增加，推动了中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行业的发展。
　　回顾中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行业的发展历程，已大致经过孕育期（2001~2006）和快速发展期（2007至今），正逐步走向成熟。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体系还处在非正规部门向规范化转型、正规部门不断壮大、正规和非正规部门并存的发展阶段。
　　近年来，中国对电子产品全过程污染控制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活动的监管力度不断加大，已初步形成一个由法律、条例、管理办法、标准、技术规范等构成的管理体系，覆盖电子信息产品生产、进口、销售，以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收集、流通、运输、处理、处置等各个环节。
　　其中，《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确立了多渠道回收和集中处理制度及资格许可制度，并提出建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简称“基金”），被认为是中国的WEEE指令。
　　杨建新就此指出，当前国内的多元化回收渠道尚未建立，在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结束后，正规回收体系回收量难以支持处理企业的货源需求。
　　“基金补贴实施后，部分处理企业为争夺货源，提高回收价格，使得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陷入非理性竞争的怪圈。”
　　“相比之下，非正规回收体系分布广，回收价格高，控制了主要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流，导致目前正规处理企业80%的货源仍由个体回收商贩提供，多渠道回收模式未能真正建立。”
　　事实上，随着处理企业布局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各家企业的市场空间较为有限，货源与利润已成为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
　　目前正规处理企业普遍以拆解处理CRT电视机为主，拆解处理工艺也大同小异。在基金补贴的政策背景下，受基金补贴对象和补贴方式的引导，正规处理企业多关注电子废弃物的拆解过程，如通过人工拆解，将易于拆解的有价金属和塑料分类回收然后销售，而对拆解产物再生利用和深加工的重视程度不够，资源再生效率有待提高。
　　他认为，总体而言中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技术基础薄弱，技术积累不够，引进的国外先进处理技术往往兼容性和适用性较差，处理成本较高。
　　“当前急需自主开发的成套处理设备有液晶显示器（平板电脑）自动化拆解线、废弃手机拆解与再生利用成套设备、废弃荧光灯管干式处理线、印刷电路板元器件高效脱除设备、办公设备资源化处理线、废旧塑料高效分选设备等。”
　　此外，除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印刷电路板、含铅玻璃、废制冷剂等外，其他拆解物的流向并不在监管范围内，特别是容易产生污染的环节，如有色金属和非金属材料（塑料和环氧树脂等）的再生利用，大多由无资质的企业甚至是个体户在进行，造成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污染控制不足。
　　就此杨建新表示，造成这样现状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管理主体太多、而导致政策执行效率偏低。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生命周期过程复杂，管理主体多。从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进口、消费到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收集、运输、拆解、处理、处置等环节，涉及的利益相关方众多，直接管理部门包括国家发改委、环保部、财政部、工信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等。”
　　各部门虽然在管理权限和工作重点上有所不同，但存在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的现象，相关政策出台往往需要多部门长期协作和反复磋商，导致政策制定、出台、执行及成效受到影响。
　　“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为例，国家税务局和海关负责征收，环保部组织对处理企业完成拆解处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种类、数量进行审核，并提交财政部，财政部依据基金补贴标准，核定对处理企业补贴金额并支付资金。”
　　“由于基金审核工作量大，不可避免地延长了基金审批和下拨的周期，基金补贴往往不能及时拨付，造成部分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对此杨建新提出了几点质疑：为什么城市采矿需要基金补贴？基金补贴的性质是经济成本补贴还是环境成本或者社会成本补贴？如何保证基金的可持续运行？现有基金补贴模式如何应对今后大量的小型或微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目前直接补贴拆解过程的做法需要进行系统评估，可否考虑涵盖生命周期过程的相关利益方？
　　他认为，电子废物基金补贴制度对资源再生产业的作用需要重新评估：“补贴性的‘以旧换新’模式虽然快速集聚了废弃产品并进入拆解处理系统，但却不仅使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能力急遽膨胀，而且在客观上缩短了产品使用寿命，对再生资源的管理产生的是负面影响。”
　　他指出，工业过程和再生资源都有各自的生命周期，其中城市矿产基本来自工业生产，其减量化和资源化行为本身也都属于工业过程，因此可以通过方案设计对城市矿产从产生、内部再循环、贮存、运输、外部再循环、最终处置的整个生命周期开展综合研究。
　　他强调，对城市矿产应进行严格的环境风险评估与管理，实施产品寿命与再使用策略，大力开发城市矿山的清洁开采技术，对再生材料制品的环境风险需要进行统筹管理。
　　“在全球产业资源大循环与城市矿山小循环的关系中，小循环要符合大循环，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都要统筹考虑。”
　　“目前对再生资源潜力的评估多属于静态评估，往往高估了再生资源的可供性，需要深入研究，建立科学的资源潜力评估方法。”杨建新说：“在再生资源的科学化管理领域，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建立与健全。”
　　未来：任重道远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自生产过程或消费活动产生后，主要经过收集、运输、拆解、材料再生和处置等环节。
　　其中一部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经简单修复后，可直接以整机再使用的形式回到消费过程；另一部分经拆解后，其部件或元器件也可回到原产品生产过程或在其他工业过程中降级使用。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明确，废电子电器产品、电子电气设备经拆散、破碎、砸碎后分类收集的铅酸电池、镉镍电池、氧化汞电池、汞开关、阴极射线管和多氯联苯电容器等部件以及废弃的印刷电路板被列为HW49。
　　但在实际环境管理过程中，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正规处理企业处理由本企业整机拆解的阴极射线管或印刷电路板等时并不需要单独申请危险废物处理资质；而从其他企业回收废弃阴极射线管或印刷电路板等进行处理处置，则需要单独申请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此外，诸如废弃印刷电路板等本身被界定为危险废物，但其经简单的破碎分选后得到的金属组分与非金属组分却均不属于危险废物，拆解企业可自行加工处理或直接转售。
　　就此杨建新指出，这些事实都表明，目前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中污染控制的重点环节尚未得到有效监管，环境管理的模糊地带依然存在。
　　“环境主管部门和回收处理企业主要关注的是拆解活动及其衍生出的基金补贴等，而在后端拆解产物再生利用、安全处置及其存在的环境风险等方面，环境管理力度和有效性仍有待加强。”
　　就此他着重强调，必须深入研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和有价组分的生命周期物质流信息。
　　“对典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和处置过程进行分析与模拟，识别关键物质组分、物流走向、污染特性，掌握主要污染物和关键产污节点，建立主要环境排放物清单和物质流图。”
　　他特别指出，目前针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正规处理体系的环境影响，特别是正规拆解处理企业的污染状况及污染转移情况等尚未引起普遍关注，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中的有毒有害物质的释放过程、迁移机理、防治措施等研究也较少。
　　“为实现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全过程无害化，需要识别对不同产品处理、处置过程中的关键污染物，研究有毒有害物质的产生及释放特征，揭示其迁移转化途径和机理；掌握重金属及有机污染物在大气、水体以及土壤中的赋存形态；开发配套污染控制方案和设施，提出相应的污染物排放监管指标与要求，以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污染控制最佳可行技术；开展污染土壤生态修复，建立不同地区典型拆解处理场地污染状况信息库。”
　　“与此同时，可以重点关注典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及元器件中贵重金属、非金属材料的类别、含量，特别是揭示技术进步下不同年代和品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中再生材料的变化趋势，以更为高效地回收利用。”
　　杨建新指出，辨识不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生命周期过程，对产品生产制造与回收、拆解处理、无害化处置等过程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可识别出电器电子产品在快速更新换代的背景下，基于生命周期视角的绿色设计方案、最佳服务期限、再使用方式、资源化技术和处理处置方案等，避免出现如反弹效应等导致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间的转移和反增。
　　就此他特别强调，将生命周期方法与EPR原则相结合，是实施电子废弃物管理的最佳模型，而突破关键资源化技术是中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行业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保证。
　　“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的生产和管理过程中，开展生命周期评价、生命周期成本分析、生命周期社会影响评价等综合评估，可分别对环境影响、经济成本和社会影响进行量化，从而获取生命周期信息、辨识生命周期特征、评价可持续性，为生产过程诊断、工艺优化、环境管理决策等提供定量化支持。”
　　他认为，应开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方案的生命周期评价，通过生命周期清单分析和生命周期影响评价，解析重要的环境影响类型，评估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拆解处理、处置等相关方案的环境可持续性。
　　“要识别不同技术方案在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等方面的优劣，确定其优先顺序，探讨其适用性，解决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全过程管理的策略选择问题。”
　　就此杨建新建议，未来环境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应以再生资源的生命周期理念为指导。
　　“如基金政策便体现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和生命周期思想，而如何确保基金补贴制度的落实和完善、推动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体系的进一步形成、增强对正规回收处理活动的驱动作用，是管理部门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他指出，建立基金减征和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将有效提升基金政策绩效，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却不可避免地增加了生产企业的经济负担。
　　“对于采用生态设计或参与回收处理的生产企业，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视角看，应配套相应的基金减征办法和机制；在保持基金政策总体稳定的基础上，基金补贴标准应适时调整。”
　　“例如，针对废弃空调等回收难的问题，可以适当提高补贴标准；废弃电视机可根据其显示器尺寸大小，适用不同的补贴标准；在现有数量审核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资源产出率和危险废物处置率等指标，规范企业的拆解行为，提高资源再生效率。”
　　他建议，可围绕基金征收标准、补贴标准、直接补贴对象、补贴方式及其调整方案等开展对比研究，模拟基金政策对回收处理系统的影响过程，揭示其作用机制，为政策调整和完善提供理论支持。
　　“要探索多元、高效的专业回收体系。除拆解处理企业本身，专业回收商、生产商、销售商等利益相关方都应参与到回收体系的构建中，未来要建设覆盖全过程的管理体系。”
　　杨建新认为，中国再生资源、尤其是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环境管理，关键在于限制非正规处理商的不合理拆解处理活动、并引导其流向正规部门，引导非正规回收活动向正规化转型。
　　“非正规回收体系具有高效的运转效率，经济效益显著。合理转化非正规回收体系，将其收集效率与正规处理体系的技术优势相结合，既可解决正规处理企业货源不足的难题，也可避免非正规拆解处理活动导致的环境影响。”
　　“此外，对现存的非正规处理作坊聚集地如广东贵屿等，可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引导其进入规范的专业化拆解处理园区，实行集中拆解、集中治污，实现产业规模的扩增、技术水平的提升、产业链的完善和环境管理水平的提高。”
　　对于研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再使用现状及规范化策略，杨建新建议调研各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及其关键零部件的再使用潜力，掌握再使用产品及零部件的主要去向、交易规模、价格等，辨识主要的再使用模式和驱动因子以及再使用对整个废弃物流的影响及其环境表现，为开展再使用策略评估提供基础信息。
　　就此他指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生命周期管理需要基于准确翔实的生命周期信息，但目前中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处置等环节的关键生命周期信息缺乏，数据覆盖面和有效性不足，数据采集与使用范围也多局限于管理部门或企业内部，准确性与透明度难以保证，总体上不能满足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的需求。
　　有鉴于此，杨建新建议包括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在内的再生资源生命周期信息应走向整合与共享，探索开放式的合作机制，围绕各环节生命周期信息的采集、整理、校对和分析等开展协作，最大程度体现准确性和代表性，实现各利益相关方生命周期信息的贡献和共享。
　　“先期可共同构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生命周期信息数据库和共享服务平台，基于产学研合作模式，解决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中生命周期数据量大面广的问题，建立涵盖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从废弃、回收、拆解处理到最终处置的生命周期信息数据库。”
　　“随着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生命周期信息整合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在考虑时间序列和区域差异的基础上，对典型电子废弃物类型、拆解产物、有价组分、有毒有害物质、资源化技术方案及其物质输入输出等进行数据分析和整合，将为中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行业发展与环境管理提供可靠的基础数据支撑。”
　　此外杨建新认为，现有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环境监管范围未能体现全过程管理思想。
　　“再使用是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生命周期中的重要环节，一般包括产品整体再使用、部件再使用、元器件再使用等。再使用的经济价值一般远高于材料再生，因此成为影响电子废弃物流向的主要因素之一。”
　　事实上，欧盟《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管理指令》（WEEE Directive）规定，再使用与材料再生均属于回收处理的范畴；但目前中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下的处理活动并不包括产品维修、翻新以及经维修、翻新后作为旧货再使用的活动。
　　换言之，电子废弃物再使用、再制造等在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处理活动仍处在环境监管范围之外。
　　不仅如此，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全过程中，目前仅有拆解处理和危险废物处置处在环境管理系统边界内，回收活动和拆解产物再生利用也未得到有效监管。
　　“总体而言，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生命周期过程包括产生、收集、整机再使用、运输、拆解、部件再使用、再生利用和最终处置等。”
　　“但中国现有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管理法规体系侧重于关注材料再生和最终处置，再使用目前主要存在于非正规部门，尚未进入环境管理体系内。”杨建新说，“再生资源的科学化管理，依然任重而道远。”
　　（张化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