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初，负责供销的苗绵清从山东一带的沿海城市转一圈儿回来，头都愁大了。经济不景气，省里下了通知，只让保留铅矿生产。厂里多方努力，才把铅冶炼的生产也保留下来。可是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企业濒临倒闭。

没有办法，苗绵清远到海南岛把铅块销给渔民，可是这点销路只是杯水车薪。

这个情况在职工大会上一说，大家的情绪像开水爆了锅一样，哪个人也不愿让厂子倒闭，可大家总得有口饭吃呀。

有个职工提议说，河南市场没有企业炼红丹，结合厂里生产实际，炼制红丹的工艺水平能够消化吸收，投入也不高，虽然利润并不大，但国家正在大兴土木桥梁建设，红丹做防锈漆，一定好卖，红丹粉的市场销路很有前景。这个想法刚在会上一提，老书记王永秀就第一个支持。

经过慎重思考，厂领导最终拍板，选择上马红丹生产线。炒红丹的第一步得先把铅块磨成粉，可厂里连台像样的球磨机都没有。“勋掌铅矿的废料库里不是还有一台报废的机器吗？要不就拉回来用。”有位职工提议。曾经在铅矿开过球磨机的机修工杨廷贵，也随着这台大机器一起来到了厂里。

把这大家伙拉出来一看，大伙又头疼起来。为啥？就一个外壳能用呗！原来球磨机的内衬都是生铁，可以满足铅矿使用，但做红丹，要求铅粉磨碎的细腻度更高，生铁满足不了生产的需求，起码得换成5毫米厚的钢板。杨廷贵和他的工友杨建云、李善政只好用锤子和剁斧，手工把钢板一块块地切割下来，再卷成圆筒。

那段时间，他们也记不清自己抡出了多少大锤，只是“铛铛铛”的大锤声，很多年后还会在杨廷贵的耳边回响，而“杨大锤”的这个名号一叫就是50多年。

历时1个多月，“手工”打制的球磨机才算是正式投入使用。而负责炒制红丹的工人，早早就架好了一口大锅，等待着打磨好的第一批铅粉入锅。

当时，厂里没有设备、工艺炼铅，只得通过多种渠道，采购全国各大厂矿不用的废旧高压电缆，剥掉表面纯度达99.99%的铅皮外壳，作为生产原料入炉炼制，再卖掉里面的铜和锌补贴生计。它的工艺流程现在看起来似乎很简单，把铅皮丢入耐火材料制成的坩埚中，倒出马蹄铅，然后统一入锭模，铸成一块块氧化铅锭。氧化铅锭进入球磨机磨成粉，放在铁锅中加热，同时加入氧化剂进行高温氧化，成为四氧化三铅，呈现出红色。而加热则能加速铅的氧化速度，每半个小时打开锅盖，查看一下铅粉的成色。一锅的颜色不行，就再来一锅。再来一锅还是不行，就还接着干，直到炒出一锅色泽鲜红的红丹。可以说，它是氧化铅的产品延伸，提高了产品档次。

1964年初，红丹的炒制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可产品的质量却一直提不上去。厂里托关系找到了上海的一家工厂，派了两名工人前去学习经验。到了人家那儿才知道，原来人家的炒制工艺早都发生了新的改变，用蒙化炉替代了原来的大炒锅。

几个月后，他们带着技术匆匆赶回。在翟旺升的主持下，立刻着手对铁锅进行改造。要改变工艺装备就得投入资金，可资金从哪里筹？厂里划拉了一遍账面上的资金，发现只有1960年节余的2万元奖励基金能用。征得上级同意后，工人们把炒制红丹的大锅做了改进。在大家的努力下，建成了厂里唯一一个占地面积不足两平方米、高不足两米、耐火砖砌成、泥土浆出的土炉子，即红丹反射炉，把原来的黑粉焙烧由火燃工艺改为水溶。

这次小小的设备投入取得很大收益，铅粉的氧化时间减少了一半，由原来的48小时变成24小时，红丹粉品位也大大提高。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摸索，到1964年底，生产质量管理不断提升，技术水平也逐渐纯熟，炒制出来的红丹，达到了一、二级品的标准，品位完全符合国家和客户要求，产品畅销北京、山西、武汉等各大油漆厂。厂里还专门培养一批销售人员做市场销售和售后服务，市场反响良好，企业终于渡过危机。

炒制红丹虽然只持续了五六年的光景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对于企业发展的意义重大。老工人易志国回忆说：“红丹是我们企业当时的支撑产品。可以说，没有红丹，就没有企业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