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84岁，曾不只一次的告诫自己，老了就要服老，不要再逞强，不要再思考问题，更不要再写东西。可是今年适逢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也是有色金属工业开创、发展、取得惊世成绩的七十年。我再也坐不住了，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再也不能安养了，我要为我们伟大祖国而歌，为改革开放新时代而歌，为我毕生从事的有色金属工业惊人大发展而歌。

有色金属工业七十年的辉煌成绩，

令人震惊，令人自豪，令人骄傲

前几天，有色统计专家王华俊同志告诉我：“2018年10种有色金属的产量已经达到55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 这使我大吃一惊，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在有色行业干了一辈子，对有色金属的家底、生产运行、技术发展水平不敢说了若指掌，起码可以说是比较清楚的。

旧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家底几乎等于零，1949年10种有色金属的产量只有1.3万吨。跟美国比望尘莫及，超越——那是想都不敢想。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努力拼搏，1959年，即新中国成立第一个十年，10种有色金属产量达到40万吨，全国一片欢庆。往后一段时间，十种有色金属产量随着形势起起落落，徘徊不定。到1976年，从1973年的92万吨猛跌至73万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根本上拨乱反正，人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精神愉快的大干社会主义。

时光如梭，一转眼退休年龄到了。退休前，天天沉浸在数字的海洋里。退休后，与有色金属工业的各种数据几乎隔绝，生活还算是愉快，离退休干部局对我们的生活照顾备至，使我深有愧感。老同事们相聚，谈话的主题多是脑梗、心衰、血栓、痴呆、过世……对有色金属行业发展的信息无法获取。所以，乍听去年产量达到5500多万吨稳居世界第一，让我这个有色人大为震惊，激动万分。

辉煌的成绩是一代又一代有色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干出来的

我们有色金属行业拥有一百多万职工，号称百万雄师。我们这个队伍的知识结构、技术结构、专业结构、工种结构是科学的、齐全的、配套的，是适应有色金属工业全面发展需要的。在这百万职工队伍中，有两院院士、专家、教授、高级工程师、技术人员，不仅能满足日常采选、冶炼、加工等生产管理的需要，而且能在国内外承包各种水利、铁路、桥梁、道路、工厂、民房等各种工程，在“一带一路”沿线，不乏有中国有色企业的身影。

我们这支队伍，有成千上万的能工巧匠，不但能生产各种高精尖的产品，还能创造出矿山天井掘进，平巷掘进月进尺的世界最好水平。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矿山生产的安全、环保、效率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的矿山曾经是钢钎铁锤干打眼，粉尘四射，矽肺病严重侵害工人的身体，我们曾经用骡马到井下拉运矿石，耙子、簸箕、铁锤、钢钎是我们的工具。现在这些原始的生产方式，繁重的体力劳动早已不见踪影，矽肺病已是历史名词。现在我们的工厂、矿山早已是另一种模样，自动化、智能化的设备，电脑办公，工作效率成百倍的提高，一天就能生产出15万吨的有色金属，谁能与我争锋。

这些都是我们百万大军创造出来的。

在我们高歌狂舞庆祝70年成绩时，千万不能忘记为有色金属工业奋斗的人们，不管他们的工作性质、工作岗位、职务高低，70年的成绩他们都有奉献：

千万不能忘记从党中央、各野战军、各地方部队、各地方党政机关抽调转业过来的各级领导干部、指战员、高级将领。新中国成立初期，从中央领导机关派遣大量领导干部来充实加强冶金战线的领导。他们当中有原冶金工业部首任部长王鹤寿同志、原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董事长邱纯甫同志；还有从晋察冀领导机关派来的领导干部如吕东同志、高扬文同志；他们当中还有从延安抗大和各地县领导岗位上调来的李华、张凡、茅林、罗琪、郑岳胜、孙鸿儒、王文海等同志。这些同志对创建和加强有色金属行业的组织建设、队伍建设、思想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冶金工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千万不要忘记在科研技术进步方面曾取得重大成果的杰出人物。如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东英同志，他是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攻克64种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稀土元素的生产工艺、提取方法的首席专家，他是理论和实践兼优，动手能力相当突出的专家；傅景新同志，该同志是工人出身，他和他领导的团队为我国有色金属矿山机械化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先后研制的斗式列车、凿岩台车、打天井的吊罐等一系列采掘机械，改变了矿山工人繁重的体力劳动，采掘效率提高十倍以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黄伯云，他领导的团队在粉末冶金研究方面取得辉煌的成就，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飞机刹车片的历史，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进步奖。

千万不要忘记从部队转业的成千上万的战士，他们是有色百万大军的骨干和中坚。还有从广大农村、各大中小城市投奔有色金属行业而来的受灾农民、自由职业者。

千万不要忘记爱国、爱党，甘为振兴中华而由海外归来，为有色金属工业做出贡献的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把一大批国宝级的人物安排在领导机关。如把二级采矿工程师杨世祥同志，二级冶炼工程师陶恩瑞同志都安排在冶金部有色司机关。后来发现这些同志放在大专院校，放在科研院所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后来回国的专家、工程师都安排在大学、研究所、研究院工作。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有从美国回来的到原中南矿冶学院任教授的胡为柏、胡锡庚同志，他们在教育岗位上为有色金属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留苏博士宋晓天同志分配在北京矿冶研究院，他常年生活在矿山，工作在井下，解决了中条山胡家峪铜矿、篦子沟铜矿、铜矿峪铜矿的生产建设中的许多技术问题。还有从英国、日本回来的专家。铜冶炼专家王今同志，铅锌冶炼专家肖荣熙同志，机电专家熊柏龄同志、采选专家张汉臣、李晓惠、郑穗岐同志等，这些同志都是三、四级工程师。当年，我们很多人对“有色金属”四个字还处于懵懂状态时，他们先于我们认识了什么是岩石、什么是矿石，他们还能把石头从山肚子里掏出来，还能把矿石炼成金属，还能把金属变成飞机、轮船、锅、碗、瓢、盆等，这就是专家。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自己培养的专家，如氧化铝、电解铝专家韦函光同志、李洁瑜同志、米海宴同志、万坤山同志、李文杰同志，这些同志在铝工业的生产建设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武恭同志、顾唯同志，在有色金属工业的组织管理、计划管理、技术改造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张凤兮同志，在主管选矿药剂期间，千方百计帮助工厂解决原材料供应不足，供电紧张等问题，保证了工厂的正常生产，进而为这个行业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们这一代人，论经验很少，谈教训很多。最值得警醒的教训是在矿山建设中，没有处理好地质探矿和矿山生产建设的关系。有一段时间只顾矿山采掘，忘记了地质探矿、找矿工作。致使矿山建设无点可布，矿山生产无矿可采地步，地质资源严重缺乏，迫使我们不得不对矿山建设方针进行修订、调整。制定矿山为首地质先行的方针，把地质探矿放在先行官的位置，增加探矿费用，充实探矿队伍，优先供应地质人员生活物资，很快就改变了地质探矿的面貌，许多新矿点投入建设，老矿山的资源得到扩充，生产得以持续。

在矿山生产过程中，我们犯的另一个错误就是采取杀鸡取卵的办法，放卫星，创高产，创效益。其手段就是只采不掘，多采少掘。结果致使全国有色矿山累计掘进欠账43万米，很多矿山没有采矿场，无矿可采。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得不每年投资1亿到3亿元资金对矿山进行全面调整，还清掘进欠账，补充运输汽车，更新破损设备。经过三年的努力，全国有色金属矿山浴火重生，焕发出新的生机。

要有战略眼光，

做好技术储备、资源储备

自然界中，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稀土共有64种元素。新中国成立初期，普通老百姓所看到的、听到的有色金属只有十几种。60多年前，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的专家们在李东英同志的带领下，经过刻苦研究、不懈攻关，为后来抢占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和稀土生产技术新高地打下了基础。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山东铝厂在生产过程中就发现金属镓的存在，在湖南湘乡氟化盐厂的生产过程中发现了金属锂的存在。但当时这两种金属都没有什么使用价值，如果回收，国家就要拿出钱来存储，如果不回收，它就随着污水和废渣流走了。怎么办？研究后决定选择回收，作为资源储存起来，以备将来不时之需。30年后，发现镓—砷化镓是制作光纤的核心材料，锂是制作锂电池的核心材料，满大街跑的电动车都是宝贵的“锂”在施展魔力。

当年冶金部有色司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干部到矿山出差，一定要下井。如果不下井就是做官当老爷的作风；如果不下井就是怕苦怕累；如果不下井就是对矿山工人的不尊重。不单单是我们有色的机关干部，就连当时七十多岁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同志，每次到金川视察都坚持下井。现在看来这种作风是应该保持的。另外，我们到企业出差，一定要买饭票，排队买饭。有一次笔者到上海冶炼厂出差，厂长蒋南培同志请我们吃饭，是在他家由他夫人掌勺，这是因为当时请客吃饭是不能报销的，财务没有这个科目。笔者到企业出差只有一次吃饭没交钱，是在江西漂塘钨矿，那一天谈话时间长，忘记了时间，去食堂吃了几口饭慌慌张张准备走时，才想起没有交饭钱。我们坚持要去交，矿上坚决不收，因着急赶路也就作罢，这顿饭钱困扰了笔者很久，几乎成了心病，总是惦记着，总觉得不应该……

我们经历过党的多年教育，养成严格的遵守党的纪律的习惯，也牢记遵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那时我们用办公室的信纸给家里写信都要交代的，用办公室电话办私事也是要交代的，所以到现在我们都严格遵守这一纪律，笔者在有色金属离退休干部局活动站借阅报纸，看过后立即归还、必须归还；到现在为止，在活动站没有用过公家电话办私事，公私分明。

同志们、朋友们，我们现在年过八旬，心有余力不足，作为共产党员还是和大家一样，在精神、思想、品德方面一样年轻，我们要踏着时代的鼓点，跨着时代的步伐，迎着新时代的阳光奔跑前进。欢呼伟大光荣的时代，欢呼伟大祖国的昌盛，欢呼为之辛勤付出的有色金属行业70的辉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