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力量：华东地区最具规模现代化铝加工建成投产

 

意大利工程师克服语言不通、生活条件简陋的困难，夜以继日调试设备。图为意大利米诺公司1400轧机调试结束交付给华东铝的验收签字仪式。

如果说1982年是镇江铝加工产业胎动之年，那么，1984年则是有色总公司和镇江市双方合作正式签署落地，合资企业华东铝加工厂创立元年。

1984年，有色总公司与镇江市政府签订了“关于合资建设镇江铝加工厂协议书”，明确将镇江工厂的发展列入我国有色金属发展的总体规划，镇江铝加工厂一期工程2.2万吨建设规模，包括从意大利引进的1400毫米冷轧生产线、日本引进的1650美吨挤压型材生产线和氧化着色生产线、联邦德国引进的铝门窗制作生产线、中日合资企业涿神公司的铸轧生产线，六条生产线投资总额6862.11万元。

6862.11万元投资额是80年代镇江最大的制造项目，镇江市政府高度重视，称之为“一号工程”，全力配合支持。1984年3月，成立了镇江市铝材工程指挥部，切实协调好铝加工工程建设中的各项工作，推动铝加工一期工程顺利投产，由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指挥，指挥部成员有计委、经贸委、建委、市冶金局、市建筑总公司、物资局、财政局、银行、供电局、规划处等政府部门及工厂部门的领导担任，集中所有力量，统筹安排工程建设的人力、物力、财力，确保工程进度。

时任江苏省省长顾秀莲两次到镇江铝加工项目现场指导视察

在华东铝办公楼的三楼会客室，时任江苏省省长顾秀莲（右二）听取厂长韩勇（右一）的工作汇报。当介绍一期工程设计能力年产2.2万吨时，顾秀莲叮嘱韩勇，镇江铝加工长远规划的设计能力要达到年产20万吨铝材，是一期的10倍。如今，镇江铝加工产业总体铝材产能达到100万吨规模。

1984年5月，在有色总公司和镇江市的双重领导下，镇江钢铁厂内成立了铝加工厂指挥系统，由综合计划科、机械科、电气科、工艺科、工程科各部门现场办公室组成。

当华东铝1984年创立，在镇江南山脚下为新厂房基建挖下第一块土的时候，韩勇并不知道，也是在1984年，千里之外40岁的柳传志在北京中关村的一间传达室小平房内，创办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这就是后来的联想集团。1984年12月，35岁的张瑞敏被派往濒临倒闭的青岛日用电器厂当厂长，即后来的海尔。同样在这一年，深圳的王石用倒卖玉米赚的钱，成立了一家叫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公司，就是后来的万科。广东惠州一个叫李东生的大学毕业生，在一个简陋的仓库里，开了一家与香港人合资生产录音磁带的工厂，便是后来的TCL。温州人南存辉和他的同学胡成中合股投入5万元，创办求精开关厂。后来，求精开关厂分拆为南存辉的正泰电器和胡成中的德力西电器，分别是中国低压电器行业最大的两家企业。 

1984年是一个神奇的年份，众多企业在这一年横空出世，有的日后成为举足轻重的行业巨头。让人好奇的是，为什么1984年会出现大批新创立的企业？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给中国经济创造出众多有创新意识和果敢闯市场的企业经营者？ 

1984年被后来艺术家歌唱的“春天的故事”来临。1月，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第一次南巡，视察深圳带来的示范效应。3月，福建55位厂长的呼吁书《请给我们松绑》轰动全国。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明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实现了重大突破。从年初总设计师的示范，到春天企业主的呼吁，再到秋天法律上的确定，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府与行政脱钩的市场主体地位得到确立。对长期运行的计划体制形成有力冲击，激发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以企业为主体的初兴。 

豪杰的出现，经济体制的改良，还有新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射击队许海峰获得首金实现零的突破，女排实现三连冠，国庆35周年天安门广场阅兵游行的北大学生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整个社会全国上下洋溢着活力，连空气都流动着激情和希望，先知先觉者察觉到新时代的胎动，乘着改革的春风创办企业，由此引发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创业潮，1984年为发端，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商业史学家称1984年为中国企业元年。理解这个时代大背景，有助于认识镇江铝加工产业的由来。韩勇和镇江市冶金局、镇江市政府一批有眼光的地方官员，以及战略布局华东市场的有色总公司高层，他们同样是1984年企业创业大潮的推手。

镇江市冶金局、镇江市政府一批有眼光的地方官员，以及战略布局华东市场的有色总公司高层，他们同样是1984年企业创业大潮的推手。图片前排左二为时任镇江市委书记孙秉谦，前排左三为时任镇江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夏良震。

从1984年7月20日板材生产线破土动工，到1988年12月28日氧化着色生产线建成试生产，华东铝一期工程用了四年半时间，实际耗资8408万元，一座华东地区最具规模的现代化综合性铝加工生产基地初具雏形，为区域内广泛使用铝板材、铝型材、铝箔材的厂商提供配套的定制供应。

一期项目建成落地凝聚了国家部委和江苏省领导的关怀和鼓励。时任江苏省省长顾秀莲两次到镇江铝加工项目现场，在公司办公楼的三楼会客室，顾秀莲听到韩勇介绍一期工程设计能力年产2.2万吨时，抬手推开窗户瞭望不远处一大片空旷的田野荒地，那是预留给铝加工后期项目的发展用地。她叮嘱韩勇，镇江铝加工长远规划的设计能力要达到年产20万吨铝材，是一期的10倍。20万吨铝材雄心勃勃的目标实际已列入中国有色金属发展规划中，时任有色总公司总经理费子文数度来镇江视察项目进展，有一次对随行的朱定军强调，“镇江铝加工设计能力一定要达到20万吨规模，除了已有的冷轧机，还要上热轧机。”原冶金部副部长、有色总公司副董事长茅林、原冶金部副部长夏云、后任有色总公司总经理吴建常也都先后来镇江铝加工一期项目考察，现场解决问题。多位重量级部委和省领导纷至沓来，寄托了他们对镇江铝加工业的殷殷希望。

作为央企之子，华东铝从立项到建设再到投产，每一步都得到大股东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父爱般的关怀。有色总公司领导高瞻远瞩，在镇江投资铝加工厂服务于中国制造业最发达的华东市场，他们身居高位，仍多次来镇江铝加工项目亲自视察，指导工作，寄托了他们对镇江发展铝加工业的殷殷希望。这是一张在镇江金山寺大雄宝殿前的集体合影，图片左七为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奠基者之一的茅林，茅林任冶金部副部长、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副董事长。

  

图片右四为冶金部副部长夏云。夏云曾担任陈云同志秘书。这是夏云来镇江华东铝视察的一张合影。

  

价格双轨制改革下的第一次上千万元亏损

没有预料到的是，华东铝从投产第一天起就暴露出硬件的先天不足。 

根据一份1989年7月的《一期工程（六条生产线）予验收报告》记载，“由于外部条件的制约，加之我们工作上的经验不足，一期工程很难发挥出理想的投资效益”。“按照工厂总体规划，一期工程应为2.2万吨。目前六条生产线虽已建成投产，但工艺设备不配套，制约着产品结构和产量。因此，预定建设规划不能实现，只能形成1万吨的生产能力。如：1400毫米冷轧机的装机能力在2万吨以上，而配置的退火炉只能够生产6000吨/年。要增加产量，退火炉通不过；要改变产品结构，扩大产品品种，如生产铝箔坯料，国内配套的精整机列设备有缺陷不能分条；要生产防锈铝等更多性能合金铝板，配套的铸轧机不能生产合金铝板，只能生产纯铝板。” 

但工艺装备的不配套并不是华东铝初创阶段先天不足的最大软肋，毕竟可以通过技术改造和更新装备实现2.2万吨一期目标，无非是为前期经验不足、未充分论证买单，增加额外的资金投入和时间成本。 

真正被击中要害的是国家价格双轨制改革政策。 

1984年，也就是华东铝正式落地开工建设的这一年，国家启用价格双轨制，即体制内的计划价格和体制外的市场价格同时并在，市场价格往往比国家计划价格高得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壮大，最终实现价格并轨，即把两种价格合并为市场价，取消国家计划价，真正向市场经济转轨，价格双轨制并轨是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重要的一个特点。 

八十年代后期，生产资料价格节节攀升，铝锭供应紧张，国家计划价格比市场价格低数千元。有色总公司下属的每一家铝加工厂，都想方设法从有色总公司批到计划价铝锭的条文，但狼多肉少，有色总公司很难做到顾及到每一家。不过华东铝却得到了有色总公司少有的偏爱，给予诸多扶持。韩勇说，“我们是有色总公司的新合资企业，财务负担重，设备投产不久处在磨合期，生产经验也不足，有色总公司偏向我们多一点。1989年有色总公司从抚顺铝厂调来铝坯料6000吨供应华东铝，分两批发货，先发3000吨，后再发3000吨。市场价格16400元/吨，有色总公司特批我们享受国家计划价12000元/吨，比市场价便宜了4400元/吨。即使这般扶持，华东铝还没有资金购买。有色总公司再次特殊关照，为华东铝提供担保，这样保证了华东铝以较低价购买原料保证了生产。” 

正当华东铝接收第一批3000吨铝坯料时，国家有关部门对工业生产资料双轨价格实施并轨，计划价受益者华东铝遭遇重创。3000吨铝原料，成本一下子增加1300万元。初创时期的华东铝因为巨额贷款的财务成本高，盈利能力弱，即使铝锭12000元/吨的计划价，也只能做到微利，而接受16400元/吨的市场价，意味着亏损4000元/吨，第一批发来的3000吨铝锭造成华东铝1000多万元的亏损。韩勇焦虑不安，急忙打电话给有色总公司，“后面3000吨铝坯料，不能再发给我们了。” 

华东铝由此也成为了镇江市有史以来最大的亏损大户。一家曾被镇江市上下寄予厚望、号称“一号工程”的投资大项目，反而成了亏损1000多万元的镇江市大包袱。有市领导找韩勇谈话，委婉地表示希望华东铝将财务账目调成不亏损，理由是华东铝一家亏损1000多万元的大窟窿拖累了镇江市整体经济效益大幅下滑。但此举遭致韩勇拒绝，“这是两家合资的企业，我一肩挑两家，况且我是有色总公司任命的厂长，调账我不敢。亏损是市场因素造成的，受国家价格体制改革的大局影响，亏损多少如实上报。”

韩勇卸任已在预料之中。1990年冬，镇江市委组织部在华东铝会议室召开中层干部大会，宣布韩勇调任镇江市冶金局副局长。在韩勇作完离职报告后，会场上中层干部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表达对他的敬意和不舍。华铝人不会忘记，在铝锭原料供应最紧张的时候，市场上有价无货，家家找米下锅，韩勇去了一趟北京，不仅签订下了铝原料长期合同，而且还享受国家计划价的特别关照，解决了原料的稳定来源。华铝人也不会忘记，每当企业遇到资金结算兑付困难，无论是在买原料的流动资金还是到期支付贷款利息，韩勇找到有色总公司，陈述困难实情，相关领导同意，由有色总公司担保，华东铝先买原料后付款，贷款利息延期支付。

多名华东铝人向记者表示，镇江现代工业史上，只有铁没有铝，如果没有韩勇、王宝全、孙秉谦等一批具有改革开放意识的企业经营者和地方政府官员的创造性推动，没有铁向铝的转变，就没有今天镇江铝加工业蓬勃发展。铝加工业在镇江从零开始，既无人才又无技术，他们上下一心克服重重困难，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铝加工厂，将愿景变成了现实，这一步迈出去非常不容易。 

从根本上讲，华东铝诞生于1984年，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小平南巡的产物。造成投产不久就亏损，直接的原因是国家价格双轨制并轨的改革政策，铝锭按市场价格结算给华东铝带来较高的采购成本，同时前期贷款买设备较高的财务成本，还有生产设备不配套、产能发挥不出来，等等客观因素。有色总公司多次在华东铝困难时期雪中送炭出手相救，除了有色总公司普遍认可厂长韩勇坦诚朴实的为人外，也是对布局华东市场这枚棋子的战略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