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未来十年对世界、对中国、对铜产业而言都将是充满挑战和变数的十年。无论是新冠疫情、气候变化、中美争端、矿业数字化变革还是中国环境治理等全球政经和技术变量，都将对全球铜产业格局产生巨大的影响。

对中国而言，2020-2030年  是非常重要和艰巨的十年，内部在进行全面深刻的结构性改革，外部要面对日益强烈的国际竞争压力。对全世界而言，未来十年也将是一个经济新周期的重塑和国际传统政治格局的解构和重组。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逐步蔓延到全世界，其对经济的冲击远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趋近于1930年全球经济危机。作为金融属性最强的金属，铜市将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市场环境。

（一）新冠疫情对经济的总体影响还难以界定，至少有两种趋势

自新冠肺炎(Covid-19)自2020年1月在中国武汉被发现以来，逐步扩散成为蔓延全球的一种大流行病，其持续时间和影响范围至今尚不能确定。疫情的扩散及必要的防控措施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不同层面的负面影响。

首先，这种病毒影响了民众的正常社会活动和消费，从餐饮、旅游到娱乐业都被迫暂时停滞，服务业受到严重冲击；其次，疫情影响了全球贸易和包括能源、食品、到金属的全球供应链，智利、秘鲁的铜矿生产和运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导致中国下半年可能出现铜精矿短缺的情况；第三、疫情严重冲击了全球股市，除中国外全球大多数股市都出现了暴跌，特别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美国，由于前期已经存在企业债泡沫和股价虚高的问题，股价暴跌，连续出现四次史上罕见的熔断，在美联储无限量化宽松刺激下依然进入技术性熊市；第四、疫情期间各国政府投入巨量资金防控疫情和挽救经济，很多民众也因为疫情而失业、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也就是说疫情消耗了全球经济复苏的动能和消费潜力。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总体影响首先取决于其蔓延和传播的时间，以及会不会出现类似西班牙流感的二次爆发的情况，目前医学界尚不能评估和界定这些问题。有鉴于此，新冠疫情的发展趋势和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有两种情景：

一是中韩等国在4月内有效控制疫情，欧美等国在二季度末可以控制疫情，印度和非洲国家在三季度末可以控制疫情，全球疫情年内基本结束，全球经济未进入全球性衰退情景，在2020年衰退而在2021年得以修复。

二是疫情在2020年未得到有效控制，疫情延续到2021年并因疫苗等问题在年末中止，全球经济遭受重创，全球性经济衰退出现，全球需要三年以上的时间修复经济。

4月1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全球经济预测，其报告假设疫情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影响一季度达到顶峰并缓解，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影响在二季度达到顶峰并缓解，疫情影响在当年结束。

图一、 IMF经济预测依据的疫情影响假设

数据来源：IMF

以次情景设定为背景，IMF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2021年在前年低基数基础上报复性反弹5.8%；发达经济体在2020年经济增速为-6.1%，2021年经济增速为4.5%；中国在2020年经济增速为1.2%，2021年为9.2%。目前看来，IMF报告可能高估了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而低估了疫情对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在前期铜供需预测的基础上，参考此经济指标调整，假定2020和2021年全球铜资源消耗强度不变（铜原料消费和经济总量的比值），以中国、发达经济体和其他国家三个不同资源消费强度的经济体加权计算，调整2020和2021年的表观铜消费，估算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2020年全球铜消费总量（电解铜和直接再利用的废铜）在2019年基础上减少7%。阶段分析疫情对矿山铜供应的影响非常复杂，铜业公司每天都在修订生产计划。Wood Mackenzie近期发布的报告分析，全球铜矿供给端可能至少收缩5%。疫情对废铜的供应直接影响非常大，因为疫情的影响至少需要一个季度的时间回收再利用的情况可能处于停滞，但这种供应是可以后置释放的，假定一个季度的再生铜因为供应和价格问题出现供应中断而被精炼铜替代，存量将在以后几年滞后释放。综合估算2020年新冠疫情对铜供需的影响是过剩90-100万吨。

（二）气候变化影响铜矿供应端，也刺激铜消费新需求

全球气候变暖是全球需要共同应对的重大挑战，其对人类社会的长期威胁远超过新冠疫情，为此，全球各国政府已经达成共识共同致力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全球气候变暖对铜产业的直接影响是其水资源供应的问题，气候变暖导致众多水文气象要素的变率增加，干旱、洪涝更易出现。以中国为例，全国范围内降水在变化，“南涝北旱”正在逐渐改变，北方雨水逐步增加而南方逐步减少，且降水节奏发生改变；近50年来，中国年平均雨日总体呈下降趋势，主要是小雨日数减少比较明显（减少13%），而暴雨日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呈现增加趋势（增加10%）。

对于开发期近二十年，生产期几十甚至上百年的矿业而言，这种降水的变化会带来水资源供应的问题，越来越多的矿山可能会面临水资源供应短缺从而影响生产的问题。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核心是减少人类社会对化石燃料的消耗，具体措施就是大幅度推广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新能源汽车代替燃油动力汽车。无论是风能、太阳能、电容电池，还是氢燃料汽车和电动汽车，都会较传统能源和机动车大幅度提升对铜金属的需求。以机动车为例，传统机动车平均每辆用铜23公斤，而插入式混合动力车和纯电动汽车车均用铜量分别达到了60和83公斤。

从长期供需关系来看，石化能源长期价格应该是在低位运行的。相较于传统能源和传统动力车而言，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在应用性和经济性上还有很大差距，还需要大量的研发和科技创新。为实现减排目标，各国政府需要利用财政和政策等多种手段刺激新能源和新动力车的普及推广，以至于实现政府推动-市场扩大-技术创新-应用性提高-市场化应用普及的良性发展轨道。

鉴于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力推动温室气体减排的欧洲的规划安排，在2030年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车将实现相当规模的替代，相应的市场应该在2025年前启动进入快速发展期。但如前所述，新冠疫情消耗了国际社会和民众的资金，势必降低对不太急迫的温室气体减排的预期投入，因此相关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车的需求释放将滞后至少一到两年，并同期影响到铜的需求。

（三）以中美贸易战为代表的中美争端常态化，长期压制全球经济增长并影响铜产业链布局

2018年中特朗普政府首发中美贸易战，引起全球金融市场极大恐慌，市场对全球经济前景普遍担忧，铜价急挫。随后中美两国反复磋商，于2019年初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市场反映良好。

特朗普作为炒作民粹主义而上台、“商人”意识浓厚的总统，上台伊始就奉行贸易保护政策，期间不光对中国发起贸易制裁，也对欧盟、日本、印度等传统盟国加征关税。特朗普本人并不具有冷战战略思维，其发起贸易战的本意是通过加征关税以对冲其国内减税造成的财政赤字上升，也有以此来要挟民主党放宽对其政府的财政约束的目的。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上升，近年来美国两党政治精英在对华战略上已经达成一致共识，那就是全方位遏制中国的快速崛起，对华战略定位已从“竞争合作”转向“遏制”，贸易战只是其中的一种战略手段，科技战、宣传战、颠覆战都在同时进行。在美国疫情肆虐之时，美国对华的高压态势依然没有缓解。

前期中美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可以理解为只是“停战”而非“终战”，中美争端将长态化，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将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不考虑新冠疫情影响，中国和全球经济发展速度也将受到影响，低于2018年以前的水平，全球铜产业的发展速度也会受到同样的影响。

中美争端也将影响全球产业链布局。部分重视美国市场的企业将被迫转移到中国以外地区。美国、日本等国的一些公司、包括部分制造含铜型产品的企业，已经宣布或正在考虑撤出中国的计划，这些实体企业希望将一些生产转移到东南亚和其他地方，以避免美国的关税。随着争端的继续，许多公司正在寻找出口美国产品的替代生产地点，但同时预计工厂将保留在中国的国内市场。因此，许多制造商很可能建立双重供应链，这无疑会提高成本和降低利润。由于中国的完整工业体系是无可替代的，因此，靠近中国的东南亚国家就将成为相关产业的转移目的地。如越南正在成为日、韩许多电气和电子设备制造商的新基地。

虽然中国铜消费80%以上是用于国内，出口的涉铜产品只有少部分销往美国，但其他产业的转移无疑将一定程度削弱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并最终影响国内铜的消费。

（四）西方政体稳定性大幅下降，铜业供需两端都将面临“高扰动”影响

2019年10月，全球最大的产铜国、人均GDP达16000美元的智利发生了示威游行，抗议早晚高峰地铁票价800比索上调至830比索，上涨幅度折合3毛人民币。抗议随后转变为大规模骚乱和罢工，铜生产运输受到一定影响，智利比索对美元汇率一个月内贬值15%，彻底断绝了智利政府给CODELCO公司“输血”的可能。深入分析，可以看出从智利的骚乱到“商人总统”特朗普“推特治国”，近年来逐步增多的一些“超常理”政经变量背后有着共同的基本逻辑。

全球化和技术创新，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给世界带来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参与其中的富豪、技术精英、还有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级从中获益。而发达经济体的中产阶级和全球低收入阶层并未从发展中获益多少，对现状的不满在累积，他们渴望变革，为了变革他们希望选出反建制的领导人，甚至是亲身投入推动变革。

图二、全球人口财富增长曲线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研究院

互联网媒体和社交平台的快速崛起，彻底改变了人类思想交流的格局，其对中下层民众思想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媒体。民众通过互联网选择性地接受自己偏好的信息，社会的思想共识被“碎片化”，风格鲜明的、民粹取向的领导人往往比传统政治精英更容易吸引注意力，激进、极端的思想和信息较以往更容易传播并转化为行动。

西式选举政治的精髓在于“制衡”，其平稳运转需要很多必要支撑，如庞大和理性的中产阶级，主流价值观，有底限的政治精英和媒体，而全球化、技术创新和互联网媒体，都在不同程度地削弱这些支撑，从而导致全球出现越来越多政经变局，并往往向着出人意料的方向发展，世界进入了一个高“扰动率”的时代。

具体到铜业，这种高扰动不光影响消费端，也将同样影响到铜资源供应端。对于智利、秘鲁这样的资源输出型大国而言，今后数年，对矿业生产的扰动可能将不仅是矿工罢工和矿区社区纠纷，还会有非社区民众以阻挠矿业运营为手段与政府进行博弈、获取所希望的权益。

（五）数字技术引领全球矿业变革，全球矿企生产成本逐步分化

当2002-2012矿业行业“黄金大周期”结束后，全球矿业行业开始寻求变革以应对新的挑战：全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在不断下降，成本在不断上升。首先是矿山品位不断下降，以铜为例，过去二十年全球铜矿平均品位下降了三分之一左右，且还在持续下降，目前智利的铜矿平均品位已接近0.6%，在此基础上品位每下降0.1%，产出同样金属吨的铜矿就需要增加1.67%的工作量和能耗。露天矿山越来越少，成本更高、生产条件更恶劣的地下采矿将成为趋势；全球的环境意识不断高涨，矿业行业需要付出更多的环境治理成本来减少对环境的扰动；从业人员老龄化趋势明显，高素质的年轻人不愿意投身这个行业。

近年来，全球矿业积极尝试运用新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来改造传统矿业以应对上述挑战。数字技术将推动矿业更智能、更节约地生产，并通过产业链数据整合，使得从矿井到码头的产业链一体化管理成为可能，从而使得矿业的生产效率和价值挖掘有了巨大的增长空间。

图三：数字化技术对矿业产业链生产力的影响

数据来源：澳大利亚矿业理事会报告

2019年2月澳大利亚矿业理事会发布的一份数字矿业报告显示，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将数字化技术广泛应用于矿业行业，有可能为该行业提供至少9％-23％的生产力提升。而通过减少用工需求、节能降耗，数字化技术还将为矿业显著地降低生产成本。

图四、现有数字化技术对矿业生产力的提升潜力

数据来源：澳大利亚矿业理事会报告

数字化技术应用的一个特点是具有高成本的初始投入需求和低成本的可复制性，一方面投入越大，系统技术先进性越高、覆盖面越广；另一方面数字用户越多，积累的数据和经验越多，平均成本越低，优化收益越大，系统质量越稳定，进步越快。因此数字化转型往往出现数据在获取、储存、分析、运用等方面的垄断，从而导致相关实体产业环节的集中度大幅度提升。

全球矿业巨头如必和必拓、力拓、淡水河谷等已经积极尝试数字化改造并取得积极进展。预计在2023年前后无人运输系统等点状数字技术将具有成熟实用性并在全球矿业并迅速普及；由于数字经济的垄断特性，部分领域的数字化技术将逐步催生高达千亿美元级别的矿业数字化 “第三方”服务市场，数字化运营能力将成为金属矿业行业继资源、资本后又一关键核心竞争力。

预计未来几年，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价值将逐步体现，全球矿企的生产成本将逐步分化。

（六）环保、成本等因素制约再生铜供应，提振原生铜需求

从2005年到2019年，全球铜原料（精炼铜+直接再利用的废铜）消费量从2185万吨增长到2856万吨，年复合增长率1.93%；同期废铜原料（直接再利用的废铜+熔炼的废铜）消费量从730万吨（金属吨）增长到843万吨，年复合增长率1.03%；同期废铜占原材料比例由33%逐步降至30%。

图五、2005-2019年全球废铜原料消费占比趋势

数据来源：CRU

理论上讲铜金属抗腐蚀性很强，单价较高，便于回收，但实际上废铜在金属原料占比中持续微降，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废铜回收成本并不低，人工和物流成本在逐年升高。再生铜的回收分离中也会产生相当的污染，环保治理难度大、成本高。精废铜价差较低时（国内在1500元水平）厂商倾向于用精铜替代废铜；第二是铜的再循环率并不高，全球平均平约50%(中国略高），即全球社会释放的铜废料和含铜废品中，只有约70%被得以有效收集，收集的废铜中只有70%得以被再利用。循环利用率如此低是因为铜合金越来越多，含铜制品复杂度越来越高，从而导致铜原料回收难度大幅度提升。

从中国2019年情况来看，由于环保因素等限制，中国2019年废铜供应量大为减少，全年进口量84万吨（金属吨，下同），自产新旧废铜并投入生产计141万吨，而同期铜消费（精炼铜+直接再利用的废铜）1330万吨，废铜占比仅为17%。

图六、中国2019年铜循环模型

数据来源：五矿经研院

虽然2019年中国废铜进口供应短缺是暂时的，预计自2020年起转为再生原料进口会大为改善，但从中期范围来看，全球再生铜的供应是有限的，废铜供应增速依然会慢于消费增速，中国废铜供应受环保因素影响难以提高，从而增加对原生铜的需求。

（七）环保因素成为中国铜产业关键约束，五年内铜矿生产和冶炼的产能产量将见顶

中国是全球最大人口国和工业国，且人口和产业高度集中于东南部地区，环境（自净能力）超载严重。我国从2016年起大力加强环境治理工作，污染防治成为治国理政的核心工作之一。出于对经济承受力、技术水平和监管能力等多方面因素考虑，我国污染治理工作采取了逐步扩展深化的策略，“先气后水再土”，“先电力再钢铁后有色”，污染排放标准也有个逐步提升的过程。

有色金属采掘业和冶炼行业都是重污染行业。就矿山污染而言，一是选矿和尾矿库废水排放的问题，我国有色金属矿山选矿废水每年外排废水近两亿吨（2017年数据），排放标准相对较低；二是矿业生产过程和尾矿库的无组织粉尘排放问题；三是尾矿库对地下水和土壤的二次污染问题。尾矿库残存的选矿药剂和因氧化、淋溶等作用形成的酸性废水渗入尾矿坝周围土壤和水体后会造成严重污染，其危害性很强但比较隐蔽，治理的难度非常大。

相对煤电和钢铁行业而言，有色冶炼行业的污染排放总量相对较小，但类型更加复杂，除了水、气、固废一般污染物外，还有大量重金属（铜、铅、锌等）和有毒有害物质（如砷、镉、汞、氰化物）等，对环境的损害更大，治理起来难度也更大。

我国已经就有色采掘和冶炼行业污染治理开展了很多工作，企业也投入了大量资金和运维成本。但和我国极其有限的环境容量而言，现阶段的污染防治工作还没有到位，未来必将继续扩展和深化，我国必然采取最严格环境标准方能有效改善环境质量。环境标准每次提升，都意味着企业环境治理成本的大幅度提升，这就使得我国铜矿采掘和冶炼行业和国外同行相比需要承受高很多的环境治理投资和运维成本。可以预见未来五年，我国铜矿采掘和冶炼业的产量和产能将迎来顶峰并逐步下降。

综上所述，未来数年全球经济和铜消费都可能低于传统预期。以IMF预测为假设前提，短期看，2020年铜消费大幅下降，2021年在低基数下大幅反弹，接近2019年消费量，2022-2024年铜消费量以低速增长。期间铜矿供应和冶炼都处于产能过剩状态，企业会根据价格和供需动态调整产能而支撑铜价，过剩情况逐步减少。在疫情影响和低价格影响下，废铜利用受到压制，精废铜替代和矿端高扰动会部分改善铜矿供应过剩局面。全球铜原料供应可能在2024结束过剩，供需可能在2025年达到平衡（供应略紧张），消费开始增速。期间铜产业链条相关企业生产经营将面临较大的压力，外部的经营环境严峻、扰动率较高。

从长期看，具有经济开采价值的铜资源短缺趋势没有改变，2030年以后铜资源缺口依然存在（至少在300万吨以上）。全球铜矿生产企业在数字化技术上的差异开始在矿业生产上有明显体现，铜矿生产成本分化，可能会导致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而中国受限于资源禀赋和环保等因素，国内资源保障率进一步下降，铜资源对外依存度进一步提高。（作者：中国金属矿业经济研究院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