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杨贵生律师的办公室，极简风格的办公家具、桌面整洁的班台，与一大排书柜形成强烈的对比。
相对于曾经的地质工程师、国际注册法律顾问师、高级合伙人等头衔，杨贵生更愿意被人称为“矿业与自然资源专业律师”。
改变
从不安于现状开始
对法律纯粹的热情与理性主义者，或许能够解释杨贵生青年时期的种种转向。他放弃稳定的体制内工作，8小时工作之外，自学考上北京大学法学学位、用7年的时间完成工程师到律师的跨界……在他的故事里，到成都上大学或许可以被视作一个分界，一场找寻真实自我冒险的开启。这场冒险是从大学图书馆开始的。
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通知书，如同一张改变人命运的入场券。为了抓住这张入场券，多少人要经历那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式的历练。1986年，杨贵生的第一次高考成绩并不理想，开明的父母支持他复读的决定，在那个年代，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杨贵生坦言：“这跟家族长期以来的耕读传统有关。”
高考失利并没有困扰杨贵生太久。“出现问题第一反应是想办法总结经验，往前看，解决问题。”他很快制定了一个详细的复习计划，精确到每天每个小时的安排，并且开始风雨无阻晨跑锻炼身体，即使是在雨雪天的湖南冬日。在这场艰苦的战役后，杨贵生实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小目标——拿到了成都地质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到了大学，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在他面前。在这里，他开始更为主动做起命运的掌舵手。报到第一天，迎新学长的一句“这个行业早就不景气了”，让杨贵生心里“紧”了一下，最初的危机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的。
他遵从自己的内心，开始从图书馆找寻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那时候什么书我都看，伦理学、美术学、系统论、相对论……从人文社科到理工科。”杨贵生说，除了医学专业的书，其余学科的书他都看。
通过庞大的阅读量，杨贵生逐渐构筑起对世界与社会运转的认知，也在这些庞杂的知识里，找到自己真正热爱与兴趣所在——社会学与法律。
1991年，杨贵生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一个机会来自稳定的体制，去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成为一名工程师；另一条道路则是被电影《芙蓉镇》所激发的理想——“当时刚改革开放，我想去湘西，那地方正缺人。”他试图下到基层，触碰社会最基础的结构，做一些切实能改变那片土地的事情。不过一封老同学的来信劝住了他，“在一个路都没有几步是平地的地方，理想很有可能就是空壳。”
杨贵生坦言自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比起天花乱坠的奇思妙想，我看重的是这些想法是否能够付诸实施，并且结出积极的正果。”权衡再三，经由学校推荐，杨贵生远赴北京参加工作。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简称“核地研院”，成立于1959年3月，是一所以铀矿地质为主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机构。在这里，杨贵生成为了一名地质工程师，工作安稳，生活有保障，“但我心底总是隐约地感觉，这里并不是我的终点。”杨贵生说。
转行
从工程师到律师的蜕变
来到北京第二年，安顿下来的杨贵生开始攻读法律专业，8小时工作以外，保持每天学习3小时的习惯，只在周六晚上休息。通过自学，1996年他拿到了北京大学的法学学位，一鼓作气在第二年考取了律师资格，正式踏出改变命运的第一步。
1998年辞职时，他辞掉的不仅是一个“铁饭碗”，一起放弃的还有一套亚运村二居室的分房资格。“存折里剩下的1000多元钱，除了租房，还有生活费。”无论当初还是现在，这都是一个大胆的决定。
最开始，杨贵生隐隐会有担忧——“我真能做好一个律师吗？”好在急速增长的创收给了他底气，1999年，他的业务流水上了14万元，“一下子我的心就稳了。”
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急剧变迁，律师行业迅速兴起，并成为一个新锐行业。靠着悟性与热爱，杨贵生很快跨入了那道法律之门，并在一次又一次的开庭里，积累出一套对法律与律师独特的理解与认知。对于法律与律师的关系阐述，杨贵生常用中医来打比喻，“法条、法规还有判例，这都是固定的，就像中医的药材一样。但一个案子适用于哪个部门法、哪些法律条例、涵盖哪些法律关系，证据链串联之后呈现出怎样性质的法律问题，判断这些是律师的内功，不同的律师会有不同的角度与解决方案。就像中医把脉开方，常用药就那些，但开出来的方子却各有不同。”在他看来，如果只是机械照搬西医的思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缺乏中医系统性的思维，是无法真正根除病症的。好的律师就像经验丰富的老中医，能够找到一个案子真正的沉疴，对症下药，实现根除。”
执业23年，杨贵生始终秉持着这样的理念磨练技能。他在指导团队年青律师时，除了对法律诚挚的热爱之外，最看重的便是这种法律悟性或者说法律思维的培养。
杨贵生此前和实习律师举例，最高人民法院每年都会发布经典案例，你拿着各个法院审理的疑难复杂案件，只看前面的案情介绍，先学着自己判一判，再对照着权威分析看看自己差在哪里。经过3-4年的学习，如果能在10个案例里判对6-7个，那这内功的基础也算是练成了。
顺着律师的成长路径，2006年，杨贵生已经成为资深律师，但在创收上，他始终面临着一个难以突破的天花板难题。当时的法律服务市场商业化开始进入新阶段，在国际交流频繁的同时，专业律师与市场细分化的概念也开始兴起，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合适的时机悄然到来——杨贵生所在的团队整体加盟到大成律师事务所。在大成律师事务所这个平台，他开始接触到大型律所细分专业领域的运作模式。
精进
在跨界中融合法律与矿业
转向矿产与自然资源行业，偶然中夹杂着必然。在加盟大成律师事务所的面试时，“考官”一句鼓励的话，点拨了他。“大成所也有一位北京大学博士毕业的律师做矿产方面的业务。你要是也能坚持在专业化的路上发展下去，前途无量。”
“未来目标是有的，但能做到什么程度，我当时心里也没底。”大成律师事务所这个全新的平台，打开了杨贵生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在这里，杨贵生渐渐明白，一个人单打独斗，业务规模的上限很难打破，随着法律服务市场的日趋成熟，通过专业化来实现业务版图的扩张，才是成功的路径。
除了大宗商品电子（互联网）交易、建设工程等常规专业领域，杨贵生丰富的执业经验里有一个更为细分且亮眼的专业领域——矿业、能源领域的境内外投资、并购、重组与商事争议解决。
自2009年起，杨贵生开始更多专注于中国企业境外矿业、能源投资并购法律服务，他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国际舞台，也开始成为矿业与自然资源法律服务行业的领头人，如今他更愿意被人称为“矿业与自然资源专业律师”。
矿产资源行业是一个仅次于农业和狩猎业的古老行业。它的古老与悠久，也决定了进入该领域的门槛与成本，会比其他行业更高。杨贵生打了一个比方：“在这个行业，如何分辨你是否是专业，是否是个内行，就在于你能不能听懂那些行话。”与此同时，矿业能源行业的经济活动需要大量行业知识与法律知识的结合，因此即便是工程师出身的杨贵生，也在早期经历了一番磨炼。杨贵生通过自学，苦苦求索，跟随着行业发展的进程，成为了该领域的专家。
2017年，杨贵生带领大成团队经过激烈竞标成为原国土资源部的常年法律顾问，开始作为矿产、自然资源行业的前瞻性代表，他的视野也从单纯的业务精进，转向了行业的前瞻研究，《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修改研讨会场也常常见到他的身影。
矿产资源行业经历了走出去的国际化历程后，其领域内的变化正在日新月异。杨贵生提到，经济社会对于能源和矿产资源的需求，正在对这个行业产生一种结构性的深刻变化。“双碳”目标的提出，引发了绿色能源矿种的火热。“比如我们正在大力发展的核电，它需要的是铀。常规的矿产资源规则外，它还有特殊的管制规则，同时作为含量少的稀有材料，相配套的技术设备不一样，合作商不一样，相对应的法律服务也会产生变化。”杨贵生重视实务经验的总结、提升，《全球矿业能源投资并购法律实务与案例解析》《矿业企业跨境并购的道与术》等著作、文章记载着他的思考轨迹。
法律服务的产品化，核心在于标准化，也就是行业的共性问题。杨贵生提出矿产资源行业的共性，是在消耗中发挥效能的物权。基于这样的法律特性，他举了以做行业的尽职调查为例，“一定要关心它的储量，因为矿业公司最大的资产，最重要的资产绝大部分都是矿业权。这种矿的储量与品位、赋存地质状况，决定了它不同的开采经济技术条件，由此导致资产价值的判断和客户的交易结构设计、以及合作对象，都会出现显著的不同。”现在，他经常在“杨贵生律师团队”微信公众号和国内外专业会议上，与行业同仁分享经验。
整体围绕着行业的经济行为、技术特点、投资需求和他追求的目标，用法律的专业能力在矿业的经济链条上进行赋能与服务。“我们实际上做的工作，就是把法律翻译成能让客户听懂的技术语言，再把客户的技术语言翻译成法律和合同。”
再出发
从行业的视角审视未来
律师，对杨贵生而言，已经不再是一份职业，而是他的自我修行与精神寄托。
相较于The Legal 500、商法等专业评级机构所颁的奖项，杨贵生更看重的是传承。“一个人走的快，一群人才能走的远。”再忙他也要认真指导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分配给他的研究生，到非洲乌干达金矿并购现场看看，积极参加事务所或矿产资源行业发展研讨会……
“律师职业是我精神体验的一种形式和方法。不管是从事团队的培养，产品的研发还是事务所的管理，都是我的一种精神体验，一种自我潜能的发挥、提高。”把专业做到骨头缝里去，这就是杨贵生的自我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