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稀有、稀土、稀散和部分稀贵金属为代表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在高技术产业发展与低碳能源转型中不可或缺，是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制高点的关键物质，对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至关重要。战略性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是现代工业基础能力的重要部分，是制约我国制造业创新发展和质量提升的症结所在。当前，我国急需构建战略性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国家战略体系，确保关键矿物材料供应的安全可控。
战略性矿产资源
全球配置挑战重重
战略性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涉及经济、贸易、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等多个领域，参与的利益群体也较为复杂。一是战略性矿产资源体系庞大，包括能源矿产、传统大宗矿产和新兴高技术矿种，不同类别矿产面临的产业链供应链风险来源、传导路径、供需形式和战略态势存在结构性差异，难以通过统一架构解决供应安全的问题。二是战略性矿产资源“资源开采—精炼加工—材料制造—终端应用”的产业链供应链架构，不仅横跨多个制造行业，也涉及复杂的国际贸易流动，进一步加剧了确保其安全稳定的难度。三是全球战略性矿产资源地质储量分布极不均衡，各国战略性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各有优势，且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由于缺乏统一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协调机构，很多区域化供应链联盟相继建立。利益群体诉求的差异性、资源分布的分散化及产业链分工机制的不健全，使得战略性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极具复杂性。
近年来，国际经济循环动能持续弱化，全球战略性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面临多个维度的冲击。全球战略性矿产资源的争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已从初级矿物资源获取保障向产业链供应链全链蔓延；从基础大宗矿物和能源竞争向高技术矿种发展；从国家资源能源获取向集团化、区域化国际组织演变。2015年以来，出于经济安全、国际竞争和地缘冲突的考虑，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纷纷构建战略性矿产资源供应链战略，并与部分资源国结成供应链联盟。战略性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早已经超出经济和贸易的范畴，而对战略性矿产资源控制权的争夺可以视作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奏。可见，保障战略性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已经上升为国家综合竞争力的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和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加深，美国政府相继发布了《关键矿产清单》《确保关键矿产安全可靠供应的联邦战略》《供应链百日评估报告》等，试图将战略性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问题政治化。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恶化了全球经济状况，产业链供应链本地化、区域化趋势愈加明显。2020年以来，欧盟及德国相继通过了“保护性措施”意味浓厚的《供应链法》草案；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三国启动“供应链弹性倡议”（SCRI），明确要求建立替代方案以在关键领域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这进一步加剧了战略性矿产资源全球生产配置的风险，并对我国现有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构成挑战。
此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供需结构发生深刻转变，使其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安全挑战从传统的资源品获取保障，蔓延至勘探、采选、分离、冶金、回收等整个产业链条，且更加多维化、精细化和复杂化。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经济和政治力量变革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提出了新要求。
从国家层面加快战略布局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正在重塑。战略性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具有复杂性、全球性和交叉性，必须跳出传统的资源安全思路，综合考虑初级矿物供给安全、基础工艺技术产权安全、地缘政治格局安全以及环境、人权问题带来的贸易安全等，准确识别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的风险点，从国家层面加快战略布局，提出针对性解决措施。
一是构建战略性矿产资源的现代产业体系。《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年）》指出，按照产权明晰、规则完善、调控有力、运行规范的要求，建立健全矿业权有形市场，加快发展矿业资本市场和中介服务市场，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矿业市场体系。现代矿业市场体系是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的基础。通过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等，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引导资本向战略性矿产资源勘察和开采领域有序流动。培育资源型产品期货市场，发展商品期权、商品指数期货等交易工具，发挥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时还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积极通过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财税体制改革引导矿业市场改革，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激励矿业企业提高自身竞争力。
二是构建战略性矿产资源的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防范体系。在全球分工模式下，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价值链面临严重的海外风险，包括资源对外依赖度、关键工艺依赖度以及海外矿产资源资产和业务安全等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加剧了海外战略性矿产资源获取的风险，全球矿业面临贸易保护主义和资源民族主义的双重挑战。当前，西方发达国家通过金融、技术、产业等多种手段，对全球矿产资源的占有、生产、贸易、价格、消费进行干预和控制，严重影响了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投资链安全与稳定，我国应尽快建立涵盖多要素、多目标和多维度的海外利益保护与风险预警防范体系。
三是提高战略性矿产资源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能力。科技是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探、开采、冶炼和应用的基础力量，是推动全球战略性矿产资源供需格局变革的关键。例如，斑岩型铜矿成矿理论促进了全球金属铜资源可开采储量的大幅提升，微生物浸出技术的开发应用提高了贫矿、尾矿、废矿的矿物经济价值，生物氧化提金技术使美国黄金产量提高了约30%，煤矸石和煤灰的稀土元素分离提取技术缓解了美国关键矿物的供给问题。因此，在先进基础工艺和关键基础材料等领域加快创新突破，是提高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开采利用技术含量、缓解战略性矿产资源供给危机的重要路径。
四是积极参与战略性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全球治理。一方面，随着全球大宗矿产资源日渐“金融化”，原油、煤炭、铝、铜、铅、锡等资源能源定价受制于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另一方面，不仅全球高技术矿产生产能力被跨国矿业巨头垄断，部分国家还不断谋求通过区域集团化联盟削弱我国在战略性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领域积累的优势。这就要求我国深入参与战略性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切实维护战略性矿产资源贸易的自由化和公平性，提升我国在战略性矿产资源全球治理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