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如何将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的压力降下来已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难题之一。以笔者之见,唯一有效的,对我国经济又不会带来重大冲击的措施就是通过资本账户的开放,将一部分资金导入世界金融体系。
当前我国整体经济发展形势良好,经济增长动力强劲,消费增长喜人,通货膨胀在可控范围之内。但是,经济过热的迹象也十分明显,这与国际收支的顺差急遽增长,外汇储备增加势头过快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顺差加大主要带来了三方面的不利影响:其一是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大;其二是引起国内流动性过剩;其三是金融资产泡沫不断积聚,风险不断积累。目前,如何将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的压力降下来已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难题之一。以笔者之见,唯一有效的,对我国经济又不会带来重大冲击的措施就是通过资本账户的开放,将一部分资金导入世界金融体系。对于加快人民币升值速度和幅度的建议,笔者认为不可盲目实施。因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已经逐步显现,国内一些出口企业已经开始了出口商品价格的调整,加上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影响,真正源于中国企业的出口可能会在下个阶段减少。如果大幅度提高人民币升值幅度又未能改变人民币升值预期的话,很可能不仅不能减少顺差,而且还会影响真正的出口,并使我们面临的就业压力增加。
就近期看,我们必须理清几个观念上的误区:
第一,我们应该改变传统的通过资本账户管制和限制人民币自由兑换来防范金融危机的思路。东亚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曾获得一个共识,即中国资本账户的管制和人民币的不可自由兑换使我们避免了危机的冲击,因此,我们不能急于开放我国的资本市场,尤其是对资本流出的管制。时至今日,仍然存在着这样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观点,那就是,如果资本账户开放以后,50%甚至100%的人民币存款在预期发生逆转时都可能成为冲击外汇市场的潜在需求。那么,我们现有的1.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不足以应付这种需求。按照这种观点,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等我们的外汇储备超过2.5万亿甚至更多时才能开放资本市场.但是,如果真等到我们的外汇储备积累到那个程度,人民币存款恐怕也要翻番,而且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可能导致的人民币与外汇储备比例又会发生变化。我们必须顺应新的形势,不失时机地调整。外汇储备的急遽增加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使得我们可以逐渐放松以资本流出管制为主要内容的资本账户管理,不至于因管理放松之后引起大量的资本流出。
第二,东亚金融危机10年之后,整个东亚的经济与金融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亚和我们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已经变成了资金流入过多、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扩张、潜在的银行坏账在积累所构成的复合性风险。如果未来发生金融危机,引发的导火索和受冲击的主要对象将不是货币的汇率,而主要是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的资金链在泡沫破灭后发生断裂。今天,绝大多数的银行都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有银行,它们是有国外银行参股的上市公司,中央银行的解救将面临所有制和市场意义上的障碍,而且,如果发生资金周转不灵的情况,必然会波及股市,从而加剧整个金融业的冲击,经济萧条将难以避免。因此,防范金融风险的最有效措施已经不再是资本账户的严格管理,而是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控制和提升它们的经营活力和效率。
第三,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单个国家的金融管制措施面临着成本不断增加,效率不断递减的风险。事实已经证明,大量的境外投机资本正通过非资本账户进入我国,假出口、高报出口价格等现象在各地存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外国机构的境内子公司或代理人可以合法地参与证券的买卖;而境内试图外逃的资本也几乎不存在真正的障碍。
为此,笔者建议国家有关部门采取以下措施,加快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步伐,配合当前的宏观调控措施,使国内的金融风险得到化解:
一、 让外国大型企业到国内证券交易所上市,这不仅有利于提升国内证券市场的国际地位,而且还可以有效地改善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为国内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同时,也可以缓解国内外汇资金过多的压力。
二、扩大海外主体到国内资本市场发行美元及人民币债券的渠道,增加发行额。这不仅可以提高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而且可以有效地改善我国资本市场的结构,降低结构风险。
三、适当开放国内居民的海外证券投资,让一部分居民的财富以外国资产的形式保有,对整个国家而言,这可以达到财富和金融资产组合的目的。因此,可以考虑在浦东先试行合资或外国证券公司从事海外证券投资中介业务。
四、为预防资本市场开放后资金迅速流出的风险,可以实行单个投资主体购汇的额度控制,而且可以要求购汇人民币资金必须已经在银行存一年以上等。这些控制措施可以根据国际收支状况及国家外汇储备增减的需要进行调节,从而降低羊群效应的冲击,避免危机的发生。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